“善、至善、伪善”: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环节

康德的道德哲学真的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吗?哲学界之所以有如此批判,是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德性论,即关于善及其先验根据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被广义地理解为由包括德性论、正义论和根本恶论三个环节构成的道德哲学整体。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三个环节是围绕德与福的二律背反关系展开的:德性论的“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可视为康德道德哲学的起点;正义论在“至善”的框架内对人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进行了探讨,它为道德法则在现实中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外部保障;根本恶论一方面通过对“伪善”或“德行假象”的揭示,以及试图对人的善的禀赋的重建,为德性论的纯粹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伦理共同体”为道德法则的践行提供了一种辅助手段。

理性信仰如何可能?——论康德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

通过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康德批判了雅各比和魏岑曼在信仰上的狂热主张和门德尔松的独断的常识信仰主张,并进一步说明了理性何以作为信仰的权威。虽然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但不能自身局限性而否认上帝的实在性;虽然一个道德的上帝理念是由实践理性悬设而来,目的在于满足实践理性的主观实践意图,但这一理念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出于对人的神圣性的彰显以及对实践荒谬困境的避免,悬设作为至善的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

“一切存在随心转”如何可能——牟宗三“圆善论”再辨析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牟宗三在“圆善论”中所说的“一切存在随心转”是主体转变了对“存在”的态度,这就导致了“德福一致”也只是主观意义的“幸福感”与“德”一致。但是,通过深入了解牟宗三的“圆善论”可知,他首先将“幸福”建立于现象界之存在之上,而“现象物”的存在紧系于“识心之执”,“识心之执”则由“无限智心”的“自我坎陷”而来。“无限智心”转化一物之存在实际上是其“自我坎陷”以从物和“会物以归己”之历程。因此,“无限智心”所转者为“存在”本身,只是同一“存在”对不同主体所现之“面向”不同。“一切存在随心转”为“德福一致”提供了必要之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牟宗三解决了康德没有解决的“圆善”问题。

“快乐即幸福”与“有德即幸福”——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亚学派幸福观之比较

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学派。尽管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各自宣称"有德即幸福"和"快乐即幸福",但是二者都主张人的真正的快乐或者说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心灵的宁静、无纷扰。这两个学派都是对小苏格拉底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伊壁鸠鲁学派影响了功利主义,斯多亚学派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四无与圆善——评牟宗三立四无为圆教以解决圆善问题

弃阳明之四有立龙溪之四无为圆教以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是牟宗三《圆善论》的核心观点。这种做法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因为阳明的存有论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并非只讲"意之所在为物",而且即使我们承认龙溪的四无确实高于阳明的四有,依靠这种办法也无法解决康德未能解决的圆善问题。

在个体善和城邦善之间——亚里士多德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端与结尾处都明确指出,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预备研究,后者构成了前者的目标。如何看待这个主张是重要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如何理解并评价亚里士多德有关个体与城邦、道德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字面意思而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好处是我们可以对伦理学中的疑难加以澄清和解释,坏处则是需要接受伦理学(道德生活)对于政治学(政治生活)的附属地位,甚至可能需要接受个体对于共同体的从属地位。而如果我们强调伦理学的独立地位,则可以保留个体善和道德生活的独立性,但同时也不得不承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乃至整个伦理学本身存在张力甚至冲突的可能。本文尝试说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更适合第一种解释路径,但这是因为他竭力想要避免一种柏拉图式的、强的道德实在论。此外,如果充分考虑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认为,他并没有主张一种共同体对于个体的优先性观点。

“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

牟宗三的《圆善论》旨在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为了说明道德幸福是如何生成的,牟宗三以存有论加以解释,本文将其称为"赋予说"。但笔者认为,道德幸福并非主要来自于存有论的赋予,而是成就道德的内在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满足说"。以"赋予说"还是以"满足说"解说道德幸福,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幸福至善论

幸福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从而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极度快乐的心理体验是最为完美的心理状态;生存和发展之完满是最为完美的人生境界;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是最值得选择的结果。所以,幸福只能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不可能是用来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或者说,除了幸福,任何快乐、任何善都可以是获得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唯有幸福不可能是用来达到其他快乐、其他善的手段:幸福是绝对的目的善,是至善。

试论柏拉图教育本质观的证成逻辑——以《理想国》的隐喻为线索

在柏拉图看来,教育是实现其"理想国"的重要手段。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提出:教育是一种灵魂转向的技艺。从《理想国》的几个典型隐喻(即洞穴喻、戒指喻、太阳喻、线段喻)中可以发现其教育本质观的证成逻辑。洞穴喻象征着何谓灵魂转向,戒指喻象征着灵魂为何转向,太阳喻象征着灵魂转向何方,线段喻象征着灵魂如何转向,这一完整的线索使得其教育的本质统一在灵魂转向的技艺之中,从而形成柏拉图教育本质观的系统合理的证成逻辑,也为我们现今思考教育问题提供经典文本的证成思路。

麦琪——乔治·艾略特人本宗教的实践者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体现了作者的人本宗教思想。人本宗教思想认为人生是悲剧性的,人需要一种归属感,并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人本的秩序,也就是道德的秩序。人本宗教提倡同情心、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并通过它们实现人生和人类的至善。小说的女主人公麦琪是作者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她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利己主义,接纳了利他主义,形成并发展了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并通过它们实现了人生的至善,同时也促进了人性的升华,而对自己过去的眷恋和忠诚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她坚持追求至善的动力。

圆善与启蒙

圆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对象和终极目的,在康德哲学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道德律即通过它而导向(道德)宗教。所以圆善既标明了道德哲学的完成,又是道德神学的起点。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深层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二维精神结构及其张力。这一二维结构根本上与启蒙精神相关,启蒙理性与进步理念直接塑造圆善的内在精神结构。

论康德从道德到宗教的推理

在康德那里,理性追求无条件者的本性,导致在理论领域中出现二律背反,然而它不足以产生在实践领域中的至善的二律背反。人的有限性是理性在实践领域中产生至善的二律背反的根源。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使得理性扩展道德学的范围,把至善作为道德法则的结果引入道德学之中;另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使得至善只有在宗教中才具有可能性,同时上帝得到相应的规定。人的有限性这一视角清晰地呈现康德从道德推导向宗教的思路,并且能够澄清学界的一些误解。

作为永久和平的至善——康德历史目的论中的道德与政治之辨

康德的历史目的论与其道德和政治思想紧密相关。他考察了历史的自然目的和道德目的,揭示出至善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而至善又表现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通过把道德上的至善看作是政治上的永久和平,康德指出,道德与政治实际上是共契而非冲突的。这种共契是康德进一步统一实践哲学,从而完善其批判哲学体系,达到全面理解"人是什么"的进一步尝试。

康德道德主体的有限性内涵

本文遵循康德道德批判的思路,从道德法则形式性的根源,自律原则的自"律"与"自"律内涵,道德法则决定善恶对象的限度,敬重感对道德主体感性情感的贬损,德福双至的希望所需要的悬设,以及实现至善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等方面,充分展示了掩藏在康德道德批判主旋律之下的对道德主体有限性的深刻揭示,这种揭示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康德哲学的理解,防范各种形式的道德狂热,反思当今主体的过渡建构所带来的困惑。

上善若水为而不争:老子处世哲学的生命启慧

老子是道家自然美学的开创者,并以《道德经》印证了高远深邃的人生智慧。可以说,"上善若水"、"为而不争"、"自然皈依"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君子人格模式,体认着老子"以水喻道"的敏锐睿智的思辨特质,召唤了历代仁人志士在人格实现上日趋走向完善、达求和升华,从而使得老子哲学始终蕴含着悠长隽永的生命意趣。

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对话:教师品格内涵及其培育

教师承担传承与创新文化的社会责任,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时代重任。在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明确教育家精神、为教师提供精神源泉显得尤为迫切。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广大教师应树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涵养上善若水的教师品格。从育人、治学、处世三个方面阐释上善若水的教师品格,认为:育人当利万物,能理解并包容学生的秉性,用自身的德行学识引领和培育德才兼备的学生;治学当处众人之所恶,能够攻坚克难,做顶天立地、服务社会的真研究;处世不争,心善渊,在育人与治学中实现个人价值追求。培育上善若水精神品格,有助于推进新时代的“大先生”潮流,建成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老子“上善若水”解

老子之所以揭橥"上善若水",是因为水能够滋润万物;水顺应自然而不争;水性柔弱,不择地而流,常常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与物无争……,因此,圣人应师法水德,"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以成就上德者之人格。

论康德的至善学说

康德实践哲学的意图旨在使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本性能在对象中确立起来,这个确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至善何以可能的问题。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构成了德性原则和幸福原则的一种联结,这种联结由于是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一种综合,就必然产生了实践理性的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解决就是通过德福一致的原则推导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给至善的原则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也就把神学进一步纳入其道德哲学之中了。

沿海地区年最高潮位频率分析研究

在资料的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采用P-Ⅲ型分布及极值I型分布,研究了沿海地区年最高潮位频率分析计算方法。结合连云港站历年潮位资料,对比了2种方法的计算效果。计算结果表明,2种方法对不同重现期设计值的估计结果接近。由于年潮位系列CV较小,采用P-Ⅲ型分布计算时,参数CS/CV的比值较大,远远超出水文设计习惯采用的值,加大了经验适线的难度。因此,在工程设计时,建议采用极值Ⅰ型分布进行设计潮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