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景区—社区冲突作为旅游地的负面事件,既制约景区高质量发展,又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现,增强社会公平感是化解此类冲突的有效途径。为厘清其作用机制,以L风景名胜区为案例,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出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探究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能够有效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其中以互动公平感缓解冲突倾向的效果最佳;政府信任也能够显著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且影响程度高于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在社会公平感和冲突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此,景区管理方需通过明确旅游吸引物权、设计合规的旅游参与程序、增强与社区居民的人文沟通与情感关怀、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措施提升社区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互动公平感与政府信任,以有效化解景区—社区冲突。

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老年人社会融入——基于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的考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使得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在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的背景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价值。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信息获取能力对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识别了社会公平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与心理融入和行为融入相比,互联网使用对促进老年人社会关系融入具有更显著的积极影响。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对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来说,互联网使用强度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进而部分抵消其对老年人心理融入和行为融入的促进作用,社会公平感在其中发挥遮掩效应;信息获取能力也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进而削弱其行为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社会公平感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应着力发挥在促进社会公平感以及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加快推动数字适老化建设的步伐,以减少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中的不公平感。同时,亦应激发老年人自身的主体作用,倡导家庭内部数字反哺,助力老年人个体克服对新技术的畏惧,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公平感,积极融入数字社会。

“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重复截面数据,通过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对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公平感在年龄上呈“J”型趋势;从时期效应看,2008年公平感较高,2010~2013年在低谷徘徊,2015年以后又开始回升;从队列视角看,建国前出生队列公平感偏低,建国后初期的队列相对较高,“50”后有所下滑,从“60”后开始公平感持续走低,到“80”后跌入低谷,但“90”后又开始升高。从1949年前后“寡且不均”到建国初期阶段的“寡且均”,再到改革开放40年快速经济增长下“不寡但不均”的社会变迁过程影响了居民的公平感。

媒体使用如何影响中国公民的司法信任——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

人们对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司法信任。利用CGSS2017数据,揭示了媒体使用对我国公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民的司法信任水平较高。新媒体使用不仅对公民的司法信任具有显著的直接抑制作用,而且会通过抑制公民的社会公平感间接地削弱司法信任;传统媒体使用对公民的司法信任则没有明显的影响。社会公平感在公民的新媒体使用和司法信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公民的传统媒体使用和司法信任之间则不起中介作用。因此,在新媒体话语日趋强势、功能日益突出的信息化时代,相关管理机构必须加大对新媒体的监管力度,鼓励、引导新媒体使用恰当的媒体语言,在法律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框架内开展有利于塑造司法信任的客观、真实的报道和积极、健康的创作。

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根据CGSS(2010)的数据分析了出生时代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之后,出生时代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要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低的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更低的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会导致他们具有更高的社会冲突感。

收入如何影响社会信心?——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利用武汉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综合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社会公平感(权利公平感和分配公平感)在个人收入对社会信心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个人收入对社会信心的直接影响消失;个人收入对权利公平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过来,权利公平感对社会信心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个人收入不能通过分配公平感对社会信心产生间接显著影响。因此,当前中国民众,特别是高收入群体社会信心的提升,不仅需要物质财富分配公平,更需要政治权利公平。

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公平感调查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公平感则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心理变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820位普通公民进行的"公民公平感"调查结果表明,在所反映的社会公平问题中,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和住房费用是现阶段被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列为最缺乏社会公平感的三大问题,公民有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的心理倾向;所揭示出的问题可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制定"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服务政策,调整政策制定导向和服务导向提供依据。

提高收入还是提高公平感?——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工作满意度的考察

根据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以薪酬满意度中的工作收入与公平感为视角,分析了二者对城市户籍劳动力与农村户籍劳动力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收入对农村户籍劳动力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提高公平感对城镇户籍劳动力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提高工作收入与公平感对工作状态为"非常不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两类极端群体效果不明显,而对工作状态为"不满意"和"满意"的两类中间群体则较为明显。该研究对我国改善劳动力工作满意度,制定有针对性的薪酬政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基于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与宏观层次分析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影响因素及社会心理后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宏观公平感要高于微观公平感;两类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微观公平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与老家居民或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均能提升其公平感,而宏观公平感有赖于日常生活体验,感知社会距离越大公平感越低。以冲突感为指标考察农民工公平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发现微观和宏观公平感均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感,但影响力不同,并且宏观公平感在微观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的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公平感的下降往往会带来社会怨恨和冲突的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此,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社会歧视对不同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评价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减少社会歧视、提升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对实现当前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的数据,全面分析了当前不同收入群体遭受的社会歧视状况及其对当前社会公平感的评价情况,并深入探讨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歧视经历与其社会公平感评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经济地位越居上位者,其经济公平感越强,而政治公平感越低;(2)职业歧视和家庭背景歧视对各收入群体的经济公平感和政治公平感均会产生显著影响,但二者对中高收入群体经济公平感的影响效应更强;(3)户籍歧视对各收入群体的经济公平感有显著影响,但对政治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4)教育歧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公平感有显著影响,同时会对中高收入群体的政治公平感产生显著影响。笔者认为要减少社会歧视、提升公众公平感评价需要丰富和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渠道,规范和调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分离制度的群体划分功能与福利享有之间的关联。

民生公共服务的国民“获得感”:测量与解析——基于MIMIC模型的经验证据

目前还缺少测量人民"获得感"并解析其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论文使用CGSS2013年数据,从便利性、充足性、普惠性、均等性四个方面测量了8项民生公共服务带给民众的"获得感"。全国简单均值2. 98、加权因子值9. 54,只有最大值的60%。这说明民众"获得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MIMI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体、基本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教育等7项民生公共服务的供给短板对"获得感"的影响显著为负,短板每增加1分,获得感将分别降低0. 75%、0. 53%、0. 50%、0. 41%、0. 33%、0. 23%、0. 23%。收入增长能带来更高的"获得感",高收入、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服务"获得感"更高,但中等收入群体的"获得感"相对更低;社会公平、机会公平对"获得感"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提出增强"获得感"的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一项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英文)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城市居民税负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北京市居民税负感调查所得数据,通过对居民税负感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税负感与收入、文化程度、年龄以及对税收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与是否参加社保呈显著负相关。在被调查的居民中,超过一半的居民税负感较重或很重,其中,收入越高和对税收了解的越多税负感就越重,本科学历和中年人群税负感较重,未参加社保的居民税负感较重,参加社保的居民税负感较轻。税负感研究的结论显示,居民税负感不仅与税收负担的高低密切相关,而且与国家的财政支出方向密切相关,扩大财政的民生开支是降低居民税负感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论述精髓探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办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增强人民的教育获得感,国家不断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让教育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核心内涵。要立足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解决好长期困扰教育均衡发展的顽疾,坚持在发展中共同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薪酬差距与公平差别阈差异对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基于员工“分配公平感”“任务绩效”和“偏离行为”的实证检验

以成都、重庆和昆明三地企业的581个员工为样本,分为薪酬差距与员工公平差别阈有差异组和无差异组,分析薪酬差距与公平差别阈差异对员工分配公平感、任务绩效及偏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无差异组中的员工分配公平感和任务绩效显著大于有差异组,而员工偏离行为显著少于有差异组;在普通员工与基层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与一般高层管理者、与公司"一把手"4类比较中,无差异组与有差异组的员工分配公平感存在显著差异;在同类岗位普通员工之间和普通员工与公司"一把手"2类比较中,无差异组与有差异组的员工任务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在同类岗位普通员工之间、普通员工与基层管理者、与一般高层管理者、与公司"一把手"4类比较中,无差异组与有差异组的员工偏离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应科学测定不同层级员工所认同的公平差别阈,进而设计合理的薪酬差距。

儒家文化降低企业内收入不平等了吗——基于区域信任度与公平感的视角

在我国不断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收入公平分配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内收入分配均衡并提供有益的启示?文章首先对儒家文化所产生的企业内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准确测算,同时手工整理出唐代至清末存在过的书院位置信息与数量,并与上市公司注册地位置匹配以表征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最后,综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区域信任度和公平感则越强,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抑制效应”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和民营企业中表现不明显,并且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减弱。研究结论从正面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为缩小贫富差距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推动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社会企业工作者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开发了社会企业工作者幸福感量表、收入满意度量表、志愿公益感量表以及能力提升度量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影响社会企业工作者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志愿公益感、收入满意度和能力提升度,这三类因素对社会企业不同类型的工作者影响力不同。社会企业工作者中作为直接雇佣的员工的幸福感主要受能力提升度和志愿公益感影响,而同时兼具帮扶对象身份的社会企业工作者则更多是受收入满意度影响。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社会企业要在保障好工作者的收入和福利同时建立自己的组织文化,同时国家层面也要尽快建立和健全关于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

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的机制研究

贫富差距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但是贫富差距的状态并不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而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公平感这一中介环节影响社会和谐。文章通过衡量贫富差距的两个指标——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对比数据,描述我国社会当前的贫富差距状态,分析贫富差距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现阶段人们的公平感,进而探讨缩小贫富差距、增进人们的公平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措施。

城市青年的社会冲突意识研究

了解城市青年对社会群体间冲突的感知,并找到产生这种冲突意识的根源,对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公平感是影响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的重要因素,以往学者未关注的信任因素也对冲突意识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政治信任"和"一般人际信任"因子,所以,对政府权威机构的信任和社会一般他人的信任都可以有效降低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