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与伤感主义的完美结合——解读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

十八世纪英国伤感主义的杰出诗人托马斯·格雷以一首著名的《墓园挽歌》把伤感文学推向了顶峰。这首诗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诗人在表达伤感内容的同时,在形式上又结合了古典主义的创作要求。《墓园挽歌》不仅成为那个时代,而且是今天最完美的诗篇。

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论“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

当一个朝代走向衰落时,它的文学主流就由兴盛时期的关注国家政治、渴望建功立业转向对自我的关照,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主题常常表现为“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末世情怀”。本文分析了“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并从“末世情怀”的产生,《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表现“末世情怀”的诗歌的诗人身份、表现内容、表现风格等方面分析了异同。

城市形象与神韵——有关城市文化的若干思考

用眼去看只能看到城市的建筑,用心去看能夠看到建筑背后各个历史时代风云变幻和城市主人的理念及城市生活习俗。"神"也可以称为"精神"。时代精神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技、哲学、教育、文学、绘画、音乐、戏剧、服饰各方面,也凝固在建筑之中。神与韵内在统一。城市应当是一种情感的城市,有和谐的社会城市才会有情。情的维系要整合利用好各方面的资源,就要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与参与,才能建设高品位的城市。

从《人间词话》看词之美学特质

王国维先生在其美学著作《人间词话》中将词的美学特质概括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工于"要眇宜修",它通过固定的体式——词牌,将美的形式固化,优秀的词人以惊世的才华和独特的匠心将语言运用到了和谐与美的极致。词丰于情韵悠长,它通常提取生活中某种难以言表的心绪、情怀、意趣去点染兴发,融情于景感物伤怀,精微、细密,多层次地展示词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论秦观词的“情韵兼胜”

“情韵兼胜”是人们评价秦观词的定论,但它的含义却一直模糊不清。关键在于“韵”字,“韵”的内涵从最初的声韵一直发展成为一个包孕丰富的美学范畴,它涵盖了诸种审美要素,如情、志、象、境、神以及语言声律等。“情韵兼胜”中的“韵”绝不是仅仅指声律、音韵,而是从“韵”的大内涵出发,从情感内容到艺术形式,对秦观词的一个全面概括。因此可知秦观词“情韵兼胜”的具体含义是:情感凄婉真挚醇雅,意境含蓄蕴籍,语言生动优美而又自然平易,声律谐美。

论旋律与诗歌——解析瓦格纳创作理论中音乐自身的“语言”元素

瓦格纳戏剧性的艺术风格是语言的描述力在歌剧音乐里的具体体现,他发现了音乐自身的"语言"元素,并且用音乐作品证明了音乐与语言所具有的要素是通用的,证明了如果使用这些要素可以使音乐达到戏剧性的效果。可以从语言与情感、音调语言和词字语言、旋律与诗歌即诗歌与旋律的合理关系三个方面来解析瓦格纳创作理论中音乐自身的语言问题。

从谢灵运到王维——山水诗融入情韵与理趣的逻辑进路

如何处理山水诗中情韵、理趣和山水景物的关系是山水诗演变的关键课题,是山水自然审美意识的是否成熟的标志。作为山水诗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谢灵运和王维搭建了山水诗艺术的整体框架和格局,完成了山水诗从产生到成熟的演进历程,展现了山水诗融入情韵与理趣的逻辑进路。这是对魏晋以来的山水诗传统的关键课题的辨证解决,即以一种最坦然的风度体现了曲尽物态与妙写心境兼得而美的诗学美学目的。

试析秦观词的“妍丽丰逸”

被誉为“婉约之宗”的秦观,词章清新隽永,别具一格,蕴涵着巨大的情感张力,展示了“移情于景、意境凄婉,含蓄蕴籍、韵味悠久,语言独特、用言精巧”的风格,体现了词之本质。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论诗词英译的诗情传达--以毛泽东词作《虞美人·枕上》英译为例

诗以情胜。诗词英译,不仅译义,更要译情。译文诗情的有效传达能让译诗具有趋同原作的文学审美力和感染力。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毛泽东词作《虞美人·枕上》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英译本在韵律、意象和诗格于诗情传达上的对比研究,分析两译本在诗情营构上之得失,阐明诗词英译中诗情传达的路径和方法,即由音韵传情与格律传情,释象存象与结合语境,修辞问句与巧用辞格等表征趋同原作诗情的形意张力和艺术审美,来达到诗情美的有效传达。

“以诗为文”解析

韵和散是我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基本依据。在魏晋六朝,韵文曰文,散文曰笔;中唐古文运动以后,韵文曰诗,散文曰古文。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实际上是诗体的自觉。中唐古文运动则标志着古文之体的自觉。中唐的"文"是对六朝的"笔"的否定之否定,也可以说是其升华。这是"以诗为文"发生的背景。以诗为文的"文"一般指古文,也指骈文等。从诗体层面看,以诗为文有五种:以民歌为文;以古体诗为文;以格律诗为文;以辞赋为文;以诗性为文(即广义的以诗为文)。从逻辑上说,以诗为文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上;形式上;风格上。古人对以诗为文的论述很少,其中有反对,也有赞同。

河北童谣的“童心美”

明末著名的思想家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以"童心美"理论做参照,河北童谣所展现的美学内涵,不仅包含内容的丰富与厚重,感情的真实与质朴,还包含了人类生动的语言、出奇的行为而产生的幽默与情趣。河北童谣个体生命的自然展现,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率情任性、不拘一格的自由表达,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自然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