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控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过度投资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严重代理冲突、控股股东政府性质,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从公司过度投资的视角对管理层激励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4-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对于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管理层持股激励都起到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而且,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在弱化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作用的同时,还会强化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负面影响。对股权分置改革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强化了管理层激励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同时又弱化了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治理效应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现有文献关于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关联的结论分歧提供新的解释,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以及切实改进管理层激励契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从新的视角为我国股改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终极控制视角下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分析

上市公司效率是公司治理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的综合反映。以创业板2009-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终极控制视角分析了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绝对值都处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主板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控制的平均水平,而且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平均水平;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均与公司治理效率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以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终极控制视角分析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得出的传统结论不同,依据管家理论并基于创始高管特点及创业企业特殊情境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图丰富终极控制视角下公司治理理论。

公司风险承担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和股权制衡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第二层代理成本视角出发,以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和股权制衡两个维度,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风险承担呈U型关系;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与公司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同时,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会通过制衡控股股东进而显著地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本文证明降低两权分离度、优化股权结构有助于公司承担合理风险实现创新绩效。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终极控股股东性质,考察了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高自由现金流与低成长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还与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有关,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性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代理成本视角理论推演终极所有权结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金字塔层级、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银行贷款契约(贷款利率、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担保)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强、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越大、金字塔层级数量越多,银行贷款契约越紧缩(贷款利率越高、贷款金额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贷款担保越严格),反之亦然;(2)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多、终极控制股东类型是国有属性,银行贷款契约越宽松(贷款利率越低、贷款金额越多、贷款期限越长、贷款担保越宽松)。

融资约束视角下终极控股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006-2014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该影响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呈U型结构,随现金流权的增大,现金流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由正转负。就我国市场而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程度随融资约束的提高而减弱。

两权分离、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深圳证券市场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公司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管理层和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公司创新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表明管理者背景特征是影响公司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在区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是否存在分离的分析中,研究表明,两权分离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表现出抑制的作用。

公司治理差的企业被做空了吗?——基于中国资本市场融券交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被列入融券名单的上市公司为考察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对企业被融券做空水平的影响。以公司盈余管理和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简称"两权分离度")代理公司治理水平,研究表明,盈余管理水平及两权分离度与融券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公司治理差的企业被做空水平显著更高。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低治理水平的做空效应更为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我国新兴的做空机制对识别公司治理不善的公司、督促资本市场中的企业尤其国有企业提高治理水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我国融券交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横截面层面的证据,扩充了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经济后果的文献,也对上市公司及监管机构具有启发意义。

金字塔控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了金字塔控制结构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使用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估计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现金流权越高,终极控制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越强,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越大;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小,终极控制股东越倾向获取现金流权收益,对管理层的监督也越强,增大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研究证明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改变终极控制股东的监督动机,从而影响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推行必须与严格的监管相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正向激励效应,降低其负向影响。

专利购买、家族控制与技术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专利购买是家族企业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一条经济、合法的途径。选取沪深两市467家上市家族公司为研究样本,以2015年的专利购买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家族企业专利购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专利购买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无抑制作用;家族控制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负向调节专利购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是专利购买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效率提高,家族企业专利购买金额占研发投入比例较低,对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不明显。因此,充分利用专利购买获取外部技术资源,是迅速提升我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措施。

终极控制人、控制权转移与投资效率--基于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研究

本文对2007～2009年三年间中国证券市场上所发生的以上市公司为标的的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并购过程中控制权转移的影响和并购前后投资效率变化状况。研究发现,并购目标公司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与并购过程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倾向具有显著的关联,并购交易前后资本投资效率具有显著变化。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与并购交易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倾向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时更容易发生控制权的转移。(2)并购交易后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比并购前显著改善,其中未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交易比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交易非效率投资程度改善更为明显。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总体上支持了并购效率理论及协同效应理论,在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支持了自由现金理论和管理者自大理论,丰富了公司治理及企业管理研究文献,为公司治理和改善投资效率提出了新课题。

股权分置改革、两权分离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

我国实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该文基于Richardson(2006)方法,以2006年完成股改的公司为对象,以其股改前后三年(2004-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变化,以从公司投资的角度检验股改的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降低了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抑制了两权分离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而且股改的这一效果在非国有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抑制了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现金流两权分离、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logistic回归的研究

股利政策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自身的特点,其中低股利是一个突出的特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数据检验了以下假设: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现金流控制权和索取权分离导致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掠夺,造成企业现金流不足,为此,企业通过融资来满足经营需要,同时边际融资成本递增造成掠夺成本逐步上升,因此,大股东选择低股利政策以"支持"上市公司,最终实现股权利益最大化。

生命周期视角下两权分离和股权制衡对信息披露的影响——来自深圳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探讨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以及股权制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实证研究发现:成熟期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优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公司;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尤其是成熟期和成长期公司更为显著;与"一股独大"的公司相比,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两权分离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成熟期和成长期公司比衰退期公司的股权制衡的作用更加明显。

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及现金持有量——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披露的2003年—2006年的终极控股股东数据和樊纲、王小鲁(2007年)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检验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及现金持有量的关系。研究发现,治理环境与现金持有量正相关;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向影响。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加“乐善好施”吗

利用2004-2012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表明:总体而言,同非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慈善捐赠,且捐赠的额度更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家族控制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上述正向影响主要源自家族成员积极参与管理和不存在现金流权和投票权分离的公司。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前因以及家族控制治理后果的理解。

终极股东两权分离、投资者保护与过度投资

基于2004～2011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结合投资者保护机制研究终极股东控制下的过度投资问题，结果发现，两权分离度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引发过度投资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终极股东持有较多的现金流权时，可起到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作用；同时，投资者法律保护也可抑制两权分离导致的过度投资，而这一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现金流权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现就流权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终极控制权与盈余质量变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两权分离度和控制链层级在总体上显著降低了盈余质量,国有终极控制的样本公司的盈余质量好于私人终极控制的样本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设计和制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同时也证明了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小股东的受保护程度。

金字塔结构与股价信息含量——基于审计师声誉的调节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控制权理论,以沪、深两市2007-2011年度103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金字塔结构、审计师声誉与股价信息含量的关系,期望验证在两权分离情况下,是否存在母公司对于子公司的信息披露控制问题。研究发现:金字塔结构下,两权分离度与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母公司现金流权的减少、两权分离程度的加大,股价信息含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师能够调节母子公司金字塔结构与上市子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相关关系,即强化上市子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最后,针对以上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机构股东持股、两权分离与关联方资产重组溢价

笔者实证研究控制股东两权分离和机构股东持股对关联方资产重组溢价率的影响,两权分离是导致上市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在控制股东通过资产重组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时,机构股东持股可有效抑制控制股东通过关联方资产重组的掏空行为,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和机构股东持股比例对中国上市公司关联方资产重组溢价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