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到流通: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反思

“以保护促进流通”的策略仍然是当前数据治理的首要逻辑,在此策略基础上,形成了以数据权益保护为基础的数据治理范式。然而,以数据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治理范式影响了数据库赋权、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阻碍了数据流通利用,进而影响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需重新进行数据治理范式选择。通过考察我国顶层设计与社会实践、欧盟的数据治理立法进程、美国数据治理制度的发展趋势发现,数据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数据流通。但是,目前尚未形成相应治理范式对数据流通予以支撑。证成数据流通治理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建构我国数据基础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应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工具,以有利于数据流通为前提,以数据权益保护为保障,结合不同应用场景赋予数据主体相应的数据权益,才能呼应数据“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

油气探矿权出让区块价值评估技术及其应用——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折现现金流法

针对油气矿产资源在勘探开发中存在地质条件、勘探开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提出了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折现现金流经济评价方法来评估油气探矿权价值。该方法可在油气探矿权内预期的资源量、勘探开发投入、操作成本及油气销售收入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下,获得不同概率的油气探矿权估值,进而为竞价方案编制提供依据。该方法应用于新疆塔里木盆地某油气探矿权出让区块的价值评估,获得该区块多个竞争报价,对应企业内部收益率发生的概率,评估得出以报价4.85亿元竞得该区块探矿权时,企业内部收益率大于8%发生的概率为75.4%。最终该区块的探矿权以4.853 2亿元成交,表明该评价方法切实可行。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折现现金流经济评价方法可为企业适应油气探矿权竞争性出让政策提供决策依据,这对企业公开竞争获取油气探矿权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收益途径的有色金属采矿权评估方法

通过对收益途径评估采矿权价值的三种方法进行阐述,比较其不同之处,并结合有色金属采矿权评估的特点,分析有色金属采矿权评估中不同情况下评估方法的选择,并说明有色金属价格剧烈波动,需要结合相应有色金属产业链传导机制并使用合适的价格预测模型预测有色金属价格,同时根据不同矿种引入特有风险计算折现率。此外可以将有色金属开采过程中的碳排放成本内部化,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矿产资源开采之间的关系。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公司现金持有量

结合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的管理层特征会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观点,文章选择2010-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会增加公司现金持有量,且实际控制人短视在两者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提升作用在地处非一线城市、资产规模小、高科技属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少等类型的公司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框架和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等提供了经验支持。

上市公司控制人侵占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视角

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控制人的过度侵占行为则会降低公司价值。本文将基于微观角度,以上市公司治理为目标,通过建立双重股权结构模型、金字塔股权结构模型、交叉持股股权结构模型,分析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配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有着更大的控制权侵占放大系数,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将增加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目前,上市企业依然有着较强的侵占预期,为了减少过度侵占行为,保护股东利益和维护公司价值,本文建议通过在内部提升治理机制和外部增加监督成本的方式,来增强公司对资源的分配效率。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数据跨境流动沙盒监管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面临平衡数据价值增殖与风险控制的难题,探索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可以解决这一难题,进一步释放数据潜能。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通过剩余控制权视角分析数据跨境流动,构建数据跨境流动沙盒监管机制。研究表明,沙盒监管机制可以重塑监管方和监管对象的剩余控制权分配模式,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进而开启协商共治的监管模式,实现风险可控的数据价值增殖。数据跨境流动沙盒监管机制可以基于测试数据、测试时间、测试空间和测试规则等要素进行构建。建议从数据分级分类、区域先行先试以及数据审查追踪等方面完善相应监管制度。

数据产权新范式下的企业数据持有者权

企业数据权属不清给数据产品市场化交易带来巨大障碍,延用传统产权保护模式已经捉襟见肘,如何寻求更为合理的产权配置方案已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焦点。《数据二十条》创新性提出构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新范式,赋予企业数据持有者权,是促进数据社会化流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该政策指引并不能直接与法定权利作等价转换,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予以法定化,个人利益和共同善则为其权利建构提供了正当化依据。从本质上看,企业数据持有者权是一种对数据的“弱支配权”,其淡化了所有权的绝对排他支配性,强调企业对数据的事实支配控制。在权利内容上,包含持有、处理、收益和处分权能,旨在实现数据的使用与交换双重价值,以此化解企业数据上承载的多元主体利益冲突,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实现数据要素价值。

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具有双重贡献。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较之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女性高管参与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在女性高管参与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民营产权性质、位于内陆地区、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企业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剩余控制权机制设计与数据流通秩序的法律治理

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执行或弥补其不足。譬如:标准合同可以采取“通用条款+专用条款”的组合配置;企业数据隐私保护信誉机制可以设定分等级的披露机制,具体确定披露内容、披露方式和披露范围;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应当明确标准的目标定位、粗疏与细密以及作为软法如何与硬法协同的问题;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出的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估价应当为交易双方议价或法院裁判的基础,但不宜强制性地规定为交易价格。这种类似分散立法的功能,不仅可以积累经验,而且可以降低立法成本和立法失败的社会成本。因此,面对数据流通如何治理的制度构建问题,一条现实而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对有效机制设计的不断积累,逐步完善与数据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建设。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与上市公司绩效

该文以2004年沪市的7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上市公司控制类型分成4类:政府控制、家族控制、广泛持有及其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财务绩效越差;家族控制公司比政府控制公司具有更高的分离系数和更复杂的金字塔结构,整体上家族控制公司比国有控制公司绩效更差;家族控制公司分离系数与公司历史和规模显著相关。此外,还发现中小股东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约束力量有限。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与公司财务风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研究了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与公司财务风险负相关。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加重了其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加重了公司财务风险,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财务风险正相关。较高的地区法治水平能够有效遏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越好,其财务风险就越小。法律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还有助于减轻由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所导致的财务风险。

风险投资中控制权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风险投资中,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由于目标不同而存在着利益冲突,这时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进行适当分配成为关键。由于风险投资中有关控制权问题的复杂性,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少,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以不完全合同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建立两期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重要因素,从而在统一的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框架下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声誉机制等各种影响因素展开系统的研究。

控股股东控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过度投资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严重代理冲突、控股股东政府性质,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从公司过度投资的视角对管理层激励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4-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对于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管理层持股激励都起到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而且,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在弱化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作用的同时,还会强化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负面影响。对股权分置改革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强化了管理层激励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同时又弱化了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治理效应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现有文献关于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关联的结论分歧提供新的解释,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以及切实改进管理层激励契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从新的视角为我国股改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大股东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研究

本文从公司控制链微观结构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的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 ,并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 ,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 。

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以最终控制权大于10%的21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金流权、最终控制权均对过度投资有抑制作用;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时,最终控制人倾向于过度投资以实现隧道效应,因此,降低上市公司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可以提高投资效率。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企业R&D投资

选取我国148家上市公司2004—2006年数据,从终极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层面,检验了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研究表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R&D投资显著负相关;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仅存在于高科技企业中,对非高科技业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高科技企业中降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有利于增加企业R&D投资。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控制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对并购的影响——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证券市场2004年和2005年的并购事件,实证检验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对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控制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和并购绩效之间均呈现非线性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控制权还是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均具有两面性特征。中国民营股东在安排所有权结构的过程中,既要保证控股股东充分的控制权,又必须避免控制权与现金流权过分偏离,以防止公司价值落入非线性曲线的底部。

现金股利是“掏空”的工具还是掩饰“掏空”的面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