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控制人侵占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视角

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控制人的过度侵占行为则会降低公司价值。本文将基于微观角度,以上市公司治理为目标,通过建立双重股权结构模型、金字塔股权结构模型、交叉持股股权结构模型,分析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配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有着更大的控制权侵占放大系数,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将增加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目前,上市企业依然有着较强的侵占预期,为了减少过度侵占行为,保护股东利益和维护公司价值,本文建议通过在内部提升治理机制和外部增加监督成本的方式,来增强公司对资源的分配效率。

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具有双重贡献。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较之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女性高管参与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在女性高管参与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民营产权性质、位于内陆地区、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企业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与上市公司绩效

该文以2004年沪市的7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上市公司控制类型分成4类:政府控制、家族控制、广泛持有及其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财务绩效越差;家族控制公司比政府控制公司具有更高的分离系数和更复杂的金字塔结构,整体上家族控制公司比国有控制公司绩效更差;家族控制公司分离系数与公司历史和规模显著相关。此外,还发现中小股东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约束力量有限。

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与公司财务风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研究了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与公司财务风险负相关。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加重了其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加重了公司财务风险,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财务风险正相关。较高的地区法治水平能够有效遏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越好,其财务风险就越小。法律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还有助于减轻由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所导致的财务风险。

控股股东控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过度投资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严重代理冲突、控股股东政府性质,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从公司过度投资的视角对管理层激励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4-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对于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管理层持股激励都起到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而且,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在弱化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作用的同时,还会强化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负面影响。对股权分置改革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强化了管理层激励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同时又弱化了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治理效应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现有文献关于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关联的结论分歧提供新的解释,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以及切实改进管理层激励契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从新的视角为我国股改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风险投资中控制权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风险投资中,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由于目标不同而存在着利益冲突,这时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进行适当分配成为关键。由于风险投资中有关控制权问题的复杂性,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少,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以不完全合同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建立两期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重要因素,从而在统一的不完全合同理论的框架下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声誉机制等各种影响因素展开系统的研究。

大股东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研究

本文从公司控制链微观结构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的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 ,并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 ,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 。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企业R&D投资

选取我国148家上市公司2004—2006年数据,从终极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层面,检验了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研究表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与企业R&D投资显著负相关;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仅存在于高科技企业中,对非高科技业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高科技企业中降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有利于增加企业R&D投资。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公司风险承担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和股权制衡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第二层代理成本视角出发,以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和股权制衡两个维度,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风险承担呈U型关系;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与公司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同时,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会通过制衡控股股东进而显著地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本文证明降低两权分离度、优化股权结构有助于公司承担合理风险实现创新绩效。

现金股利是“掏空”的工具还是掩饰“掏空”的面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以最终控制权大于10%的21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金流权、最终控制权均对过度投资有抑制作用;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时,最终控制人倾向于过度投资以实现隧道效应,因此,降低上市公司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可以提高投资效率。

控制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对并购的影响——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证券市场2004年和2005年的并购事件,实证检验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对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控制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和并购绩效之间均呈现非线性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控制权还是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均具有两面性特征。中国民营股东在安排所有权结构的过程中,既要保证控股股东充分的控制权,又必须避免控制权与现金流权过分偏离,以防止公司价值落入非线性曲线的底部。

终极控制视角下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分析

上市公司效率是公司治理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的综合反映。以创业板2009-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终极控制视角分析了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绝对值都处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主板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控制的平均水平,而且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平均水平;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均与公司治理效率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以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终极控制视角分析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得出的传统结论不同,依据管家理论并基于创始高管特点及创业企业特殊情境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图丰富终极控制视角下公司治理理论。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终极控股股东性质,考察了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高自由现金流与低成长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还与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有关,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性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2002年—2004年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最终控制人的特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最终控制人的侵害动机成反比,现金股利的支付率随着最终控制人控制权比例的增加呈先减少后增加的U形变动;两权分离程度越小,派发现金股利的水平就越大,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较高的现金流量权,现金流量权比例越大,派发现金股利的概率和水平也越大;最终控制人性质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时,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概率和水平更高。

大股东终极控制权增长模式与隐性收益

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终极控制的模式与隐性收益。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行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从而攫取更多的控制权隐性收益。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控制权及其分离--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比较分析

自LaPorta等人首创追溯公司终极所有者研究方法以来,国际上涌现出大量研究各国大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文献。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结构却被国内外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视。本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高度集中且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严重分离,但不同样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分类比较进一步表明,直接和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演变路径;在控股家族财富、控制意图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较低的最终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倾向于构建复杂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因而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