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交行业公私合作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公交公私合作既是缓解财政压力、改善经营管理、推进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也是公共物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应用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交公私合作经过初期尝试、探索迈进、改革热潮三个阶段后,出现了"民退国进"的逆民营化现象。国内外成功案例的经验表明,公交公私合作的成败和绩效受到体制环境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和制约,需要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立法、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业化人才以及完善的财政补贴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提升依法监管水平,优化监管方法和手段,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以有效推进公交公私合作改革实践。

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我国政府终极控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分析

以我国A股2004—2011年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APM、Gordon、OJ和ES模型估算其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检验国有企业集团控股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低于地方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终极股权结构长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终极股权结构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相对于延长控制链条长度(控制层级),政府通过增加链条数(控制渠道)控制上市公司更加有利;政府应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同时也不能让终极股权结构长度无限延长。

三权分置背景下植物类初级农产品的税收问题研究

"三权分置"政策进一步推进土地权能的分离,对于其中分离出来的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属性,学术上有不同的理解,在土地经营权的定性上采用权利用益物权说便于进行税务问题的研究。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带来了土地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农业经营模式的多样化,税收法律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理论和实践中对植物类初级农产品所有权归属的认定不一,会产生税额差异,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指出理论和实践中的不适宜之处,提出最适宜的税收征管方案。

农地确权、“三权分置”与增收效应——基于集体与农户的双重视角

以农地“三权分置”为切入点,研究农地确权的增收效应。基于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研究发现,实行“三权分置”前农地确权的增收效应有限,“三权分置”后,农地确权显著促进村集体经济及农户的收入增长。机制分析表明,“三权分置”后的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进而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同时通过优化农户要素配置增加农户收入。异质性分析显示,“三权分置”后的农地确权促进东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和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加。

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权利体系重构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已经被明确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期农村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一改革将对农民土地权利、农业经营和乡村转型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评论,可以归纳出集体所有农户使用地权制度的主要特征、存在的问题、与农业发展变革的不适应性,进而描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供给的政策形成过程和内涵,从法经济学角度讨论农地三权分置下集体所有权、成员承包权及耕作者经营权权利的界定以及权利体系的构建。

所有权性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和公司风险承担——基于第二层代理问题的视角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情境，以1998—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规模分组方差分析、混合OLS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方法，基于第二层代理问题的视角，对公司所有权性质及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如何影响了公司风险承担能力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国有控股企业重视风险承担水平，加强创新能力并提升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有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加强对控股股东的监管，以使公司承担合理的风险，有效提升公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