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变革:历史演进、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

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历史演进,可以分为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萌芽时期、近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和当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四个阶段。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将呈以下发展趋势:条约法规则占据主导地位,但软法影响力日益扩大;国际司法机构的影响更加凸显;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限制不断增强以及区域主义路径持续强化等。影响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变革的因素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等。

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是各行各业“新质化”的促进剂。人工智能可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高效的研究工具和研究场景,将深刻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的方方面面。加速人工智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领域的深入应用,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效率,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为推进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AI4SS),2024年9月28日,由西华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协会主办,西华大学学术期刊部、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学术成果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承办的“AI赋能社科研究与评价天府论坛”在西华大学举行。来自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0位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出发,就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进行了深入交流。文章为20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所作报告的主要观点。这些报告议题包括AI赋能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变革,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传播等社会学科视域下的人工智能,AI辅助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伦理,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应用,AI赋能学术期刊出版与传播,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新模式、新平台、新场景,等等。这些议题共同描绘了一个由AI技术驱动的多学科融合与创新的新时代。

“南海行为准则”与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创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普遍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但不是国际海洋法体系的上位法。国际法是多层级的立体系统,全球性海洋公约和区域性海洋法构成国际海洋法的双层次结构。区域性海洋法可能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海洋法,为《公约》提供更新的动力。“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南海的区域海洋治理机制,是对《公约》的扬弃,只要其有利于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南海秩序,同时没有违背公认的习惯海洋法原则,可以做出不同于《公约》的规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困局有三个主因:南海的不对称格局、东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推定以及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和介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构建区域海洋秩序应以搁置主权争议、规制当事方行为、反对第三方国家干预和介入、避免安全局势升级为主要内容。

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

经济法应当有自己特殊的诉讼制度

比较我国较为完善的经济法而言 ,我国对经济法特殊诉讼制度方面的研究和立法严重滞后 ,使得国有资产、社会经济秩序的司法保护困难重重 ,为解决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这一“瓶颈”,应在属于公法范畴的经济法中建立自己特殊的诉讼制度——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即“人人”有权追诉危害国家经济利益、社会经济秩序违法行为的制度 ,以保护国家参与。

中国区际冲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我国区际冲突的问题日益凸现,其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我国区际私法中的适用,一直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区际冲突中运用的理论进行探讨,在比较典型的多法域国家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各法域现行立法的现状,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具体运用提出指导性的建议。

完全稠密二叉偏序理论的可数模型

在偏序理论和二叉树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稠密二叉偏序理论的公理,并在该理论中定义了上界函数*,利用有理数序列构造了该理论的一个可数模型.

民间法:一种法的社会学视角

民间法 ,如同法律文化一样 ,还无一致而确定的含义 ,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也还未清晰。从法社会学角度看 ,其最直接的理论意义在于为法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方法 ,扩展了法学的视野 。

法条主义的修正: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司法调适路径

司法需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到息诉服判,然而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冲突的情况,使司法效果的实现受到极大影响。文章以纳西族继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冲突问题为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法条主义的修正,具体实现路径为:首先将民族习惯法规范视为"事实",然后对民族习惯法的司法认定和当事人行为事实的举证相结合来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最后由法官评价民族习惯法规范和符合习惯法规范的行为是否符合当地公序良俗,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判决。

戒律、家规、国法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调控

中国古代社会在寻求自己的秩序调控方式过程中,基于自身文化环境的特点,形成了以宗教戒律为个体层、以家规为宗族层、以国法为社会层的独特社会秩序调控系统。它具备多层次、强渗透、全方位的特性,为古代社会秩序的长期和谐稳定带来了基于制度而又超越制度的有力保障。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论国家宪法与港澳基本法关系的若干问题

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中应强调宪法功能,这是国家实行法治、恪守以宪治国原则的具体体现。这当中,处理好国家宪法与港澳基本法的关系是核心,这是由宪法的地位和功能以及港澳基本法的性质决定的。具体来说,要在思想上澄清偏差认识,推进制度建设,提高港澳社会的宪法观念和国家认同,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来治理港澳地区。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宇宙观看汉英次序象似的时空特性

中西宇宙观的差异,蕴藏在各自的语言模式之中,使其语言各具特色。文章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从词语、句子及语用层面,探讨宇宙观与语言符号之间的次序象似规律,重点论述了中西宇宙观差异象似于汉语语序的时间顺序和英语语序的空间顺序,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语言形式不是无序的,而是由人类认知体验决定的,有着内在的规律,是思维与认知的结果。

犯罪构成之共同要件研究

由我国实质意义的犯罪构成模式所决定,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德日或者英美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也不能把犯罪客体要件驱逐出犯罪构成系统。以"犯罪的发生顺序"构建犯罪构成不合乎犯罪的认定逻辑,且以"行为人为中心"的所有新构想都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与法治尚属起步之时令不合。界定刑法上的危害行为需要强调犯罪工具;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不是构成要件,却是危害结果认定的客观标准,体系上应放在危害结果的认定部分来阐述;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构成之罪罪名相异时,应采用"为主职务利用说"来解决定罪问题;"客观的超过要素"在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存在的余地。

《管子》“时”观初探

"时"观念是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线索。在一定层面上讲,"时"观念的延展及其实践承载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绵延。"时"在《管子》中是一个基础性的核心概念,贯通全文,它传承"时"的原发观念和本质特性,融入气、阴阳、五行思想,与道、德、法相通融,"时"作为论理基准,在"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中具有统领性意义。

美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塑造海洋秩序的战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海洋制定了法律秩序，但作为世界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国至今没有加入该公约。尽管现在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加入公约，但其复杂的国内政治、高度分化的国内舆论使得其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使美国在公约之外塑造对其有利的海洋秩序，为美国享有海洋权益寻找一种法律基础。美国主要通过三种策略来塑造海洋秩序：习惯法主张、航行自由计划、在“防扩散安全倡议”框架下签订双边船舶登临协议去超越传统的海上管辖权，三者分别对应着权利基础、显示武装力量去维护和强化该权利基础的国家实践、重建对海上船舶管辖权制度的企图。美国实施的“航行自由计划”还导致其与中国发生了争端。如果说促使美国试图塑造新的海洋秩序的主导动机有什么特点的话，那首先是它反映了美国在世界总体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是它以海洋自由为核心，不过还融合了反恐、防扩散领域中的美国利益。

亚洲价值观和伦理秩序探微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不是纯学术之争.亚洲价值观不是所有亚洲人和亚洲国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而是起源于亚洲的并且可能对亚洲的未来发展有益的价值观.亚洲人的需要就是亚洲价值观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以国家为本的亚洲价值观是否已经完成了由传统身份制国家观向现代契约论国家观的转变;亚洲价值观中与威权主义的肯定的国家观相反相成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的价值观的强大作用力是否被我们认识;在儒家传统伦理所维护的“三纲”秩序被打破以后,我们能否建立起不同于“丛林法则” 的“园林法则”伦理新秩序.认清和解决这些问题,亚洲价值观才能成为亚洲发展的未来价值目标,反之则可能成为亚洲发展的障碍.

边疆民族村寨社会秩序与国家法关系解读——来自滇东南的两个民族村寨个案研究

文章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两个民族村寨为调查对象,运用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与国家法关系进行比较性研究。在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应增强国家制定法的亲和力,加快国家法本土化步伐;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加大地方投入,增强国家制定法的控制力;以变通条例、村规民约为载体,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对话。

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政策立法——加入WTO给中国产业带来的冲击与日本经验的启示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已汇入世界经济的大潮。这对一个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不久、正在朝着工业化迈进的中国来说,它一方面体现着中国人的勇气与自信,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对应别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威胁,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产业安全的分析,指出加入WTO给中国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冲击,并借鉴日本产业政策立法的经验,以说明产业政策立法对加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