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ociation betwee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of Chinese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Resilienc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literacy(MHL)and workplace well-being(WWB)of Chinese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with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RESE)and resilience as mediating variables.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Chinese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with a valid sample size of 2673 after excluding missing values and conducting relevant data processing.The PROCES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HL,RESE,resilience,and WWB.The study found that MHL among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WB(r=0.73,p<0.01).RES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HL and WWB(β=0.25,95%CI[0.22,0.28]).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HL and WWB(β=0.22,95%CI[0.19,0.26]).MHL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WWB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ESE and resilience(β=0.05,95%CI[0.03,0.07]).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HL and WWB,where Chinese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with higher levels of MHL can develop stronger RESE and resilience,leading to higher WWB.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mind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that enhancing MHL,RESE,and resilience is an important pathway to promoting their WWB.

高绩效工作系统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组织认同与服务型领导的作用

积极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绩效工作系统是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但现有文献对其影响机理的研究尚显不足。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探究了组织认同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认同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服务型领导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型领导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认同之间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型领导正向调节组织认同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中介效应越显著。

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在新时代背景下,明晰基层青年公务员敢变革、善作为的主动担责行为背后复杂且动态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激励青年公务员扎根基层建功立业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文章构建“高承诺工作系统—心理授权—公共服务动机—主动担责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在2个时点上收集315份基层青年公务员的数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有正向影响;心理授权与公共服务动机均在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授权与公共服务动机均在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基于此,为进一步激励基层青年公务员的主动担责行为,提升基层青年公务员的活力和能动性,需要多方发力,在构建高承诺工作系统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增加基层青年公务员心理授权,提高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LMX的中介与工作压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时代带来了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员工创造力是企业应对复杂动荡外部环境的有效手段之一。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揭示了影响服务型领导和员工创造力关系的重要心理机制。通过问卷调查对28家银行分行的员工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LMX)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压力作为重要的心理感知因素负向调节服务型领导和LMX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聚焦于服务型领导力行为及其有效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领导力理论,拓展了领导力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探讨了二者关系间的心理机制作用,为创造力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企业管理者促进员工创造力的提升提供了管理启示。

全球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类型、内容与应用

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是能力评估、教育培训和人才发展的重要基准。文章关注全球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研制与应用的最新动态,选取14个由权威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官方构建的代表性框架,总结为五种类型。归纳其核心内容,包括:强调数字思维认知的引领、凸显数字情感态度的融入、重视组织数字文化的营造、遵循数据隐私安全的要求、促进数据驱动决策的利用、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突出差异化能力分级分类。框架已应用于开展水平评估、优化数字人才结构、设计培训内容和开发资源导航等场景。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建议持续完善框架内容、提供框架应用指南、组织交流推广活动和强化多元主体参与。

职务职级并行制度的激励效果探析:一个解释性框架

职务职级并行制度作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一大亮点,从试点到执行已近10年,在实践中发现,尽管职务职级并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仍未能完全解决公务员晋升困境。本文结合相关晋升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追踪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探析了职务职级并行的实际运行效果。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对绝大部分公务员的工作动力和工作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激励效果。但制度深入推行中开始显现出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公务员执行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处于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海南公务员的执行力水平很大程度决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效。从公务员个人视角出发,依托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职级、工龄的海南公务员在执行力上差异显著,政策目标设定水平、个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程度和组织公正感与公务员执行力显著相关,目标设定的明确性维度、基本心理需求的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维度、组织公正的领导公正维度对公务员执行力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海南公务员执行力的对策。

基层公务员一元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机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底线心态发轫于经管领域,是描述员工关注某项重要事项而忽视其他竞争性事项的一元思维。在公共管理领域讨论底线心态,是为了解释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左支右绌”的行为困境。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具备灵活性特征,据此提出可能的测量方式,并从底线心态的形成机制和影响效应两个方面来揭示其过程。关于形成机制,可分制度、组织、个体三个层面讨论。其中,目标设定、感知问责、上级底线心态、关注自我利益、社会善念以及情绪耗竭等因素对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产生影响;关于影响效应,根据管理效益和社会伦理两个维度,将基层公务员的组织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由此深入阐述不同要素的底线心态对基层公务员不同类型的组织行为的影响。基层公务员底线心态研究能够促进相关理论发展,值得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重视。

须恺的国际组织任职之路及启示

国际组织人才的成长是有规律可循的,如要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掌握英语等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国际交流经验及较高的国际声望,国家的支持等。须恺毕业于具有国际视野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并取得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水利界工作,主持淮河等河流的治理,1948年担任联合国亚远经委会防洪局代理局长,是较早在国际组织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人。抗战胜利后,徐恺回国任职。须恺自身素质、教育和工作经历为他的任职之路奠定了基础。

如何激发团队环保行为? 环保服务型领导的作用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讨环保服务型领导对团队环保行为的影响。118份团队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环保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环保行为;团队自然敬畏情感在上述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团队集体主义取向正向调节环保服务型领导与团队自然敬畏情感的关系,也正向调节环保服务型领导经由团队自然敬畏情感对团队环保行为的间接效应。本研究揭示了团队环保行为的诱发机制,这对环保行为理论与环保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于《教师法》修订中的法律责任之完善探讨

1993年《教师法》是首部以专章形式规定教师法律责任的教育法律。该部法律在具体内容、逻辑安排和体系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均对法律责任章有所修订。《教师法》修订应借鉴《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公务员类立法和《医师法》《律师法》等职业类立法相关规定,细化教师法律责任,推动《教师法》有效实施,以“强师”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基于履历信息的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晋升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例

多层级的政府结构下,基层公务员晋升受到限制,“科级天花板”问题较为普遍。文章收集了广西壮族自治区L少数民族自治县的106位基层公务员的履历数据,对其进行深度编码,并引入生存分析法进行分析,以考察个人信息、教育经历和工作信息等因素对基层公务员职业阶段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层公务员存在晋升关键期;基层公务员晋升注重党员身份和教育经历;在进入公务员体制一定时间后,会出现晋升瓶颈。基于研究结论,文章建议从评价体系、晋升渠道和创造条件三个角度完善晋升机制,以促进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

基层公务员公共价值冲突测量量表的开发与检验

基层公务员作为街头场域公共价值的实现者、分配者与诠释者,不可避免因公共价值选择引发的公共价值冲突而深陷道德困境的泥潭。要实现公共价值冲突的有效治理,前提是精准测量基层公务员感知到的公共价值冲突,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测量量表。为此,本文基于47名基层公务员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内容分析法提炼基层公务员公共价值冲突的内容维度及初始题项,并经项目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剔除相关度较低的题项后,最终开发出由3个维度、13个题项组成的正式测量量表。在此基础上,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此量表的结构效度,并将任务绩效作为关联校标,验证了此量表的预测有效性。本文为学界提供了测量公共价值冲突的有效方式,为进一步探究该构念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工具基础,从而有利于拓展公共价值失灵、价值冲突治理等理论的发展空间。

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的抑制机制——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介调节模型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剖析领导关系认同、同事关系认同在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抑制中的中介作用,考察圈外人身份认知对中介作用强弱的调节,构建“有调节的中介”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责任型领导通过关系认同中介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产生抑制作用;领导关系认同、同事关系认同中介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的影响;圈外人身份认知调节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影响机制的前半段,并且圈外人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家庭支持对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的影响:人格特征的调节作用

目的: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倦怠问题不仅会影响其身心健康,还会对政府行政能力与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从家庭视角探讨家庭支持对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影响,以及不同人格特征的调节作用,从而为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问题的解决提供不同经验证据。方法:于2022年11月运用自编调查问卷对全国42个直属海关的公务员进行调查,并采用描述性统计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收集到的569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在本研究中公务员职业倦怠的总体得分为2.50±1.23。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对公务员职业倦怠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41,P<0.001)。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亲和性(β=-0.104,P<0.05)与开放性(β=-0.106,P<0.05)人格特征在家庭支持与职业倦怠的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此外,患有慢性疾病、具有领导职务对公务员职业倦怠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可从家庭支持的视角采取相关措施解决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问题。如鼓励公务员群体通过与家人沟通获取来自家庭内部的各项支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家庭友好措施提升家庭的支持能力等。

英国公务员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政策演进与实施路径研究

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是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探究英国公务员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政策演进与实施路径,可为加强我国公务员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提供参考。文章通过文献调研和桌面调查,获取英国政府公务员数字素养教育、数字能力建设相关政策文本及活动资料,从而系统梳理其政策演进与实践内容。研究发现:英国公务员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政策经历了初期偏重技术主导、中期建构综合性能力体系与培训框架和当前强调系统性优化三个阶段。随着政策认知逐步深化,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主体、政策工具不断优化,呈现出与国家数据战略、政府数字化转型高度契合的演进特征。在实施路径上,以强化高级公务员培训为引领,以推进分级分类为重心,以搭建平台营造生态为依托,形成了形式丰富、特色鲜明的全方位培训体系,并在政策体系、培训组织、内容建构、平台网络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参考借鉴。

技术压力对公务员信息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SEM和ANN的混合方法

[研究目的]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在驱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时,也引发了严峻的安全挑战,探究技术压力对公务员信息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将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安全管理效能。[研究方法]基于信息安全技术压力框架(技术过载-技术复杂性-技术不确定性)构建研究模型,共收集418份公务员的多阶段问卷数据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人工神经网络(ANN)的混合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技术过载和技术复杂性对公务员信息安全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复杂性的影响程度强于技术过载,但是技术不确定性的作用不显著;组织承诺显著影响公务员信息安全行为,且低承诺公务员对技术复杂性更为敏感。

工作创新要求何以影响员工创造力?——基于工作重塑视角的研究

工作创新要求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是在当今组织创新驱动情境下衍生而来的研究主题,其内在机理研究是学界与管理者们关注的前沿和热点。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目标设置理论,探讨工作创新要求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理,通过435份上下级匹配问卷的调查研究发现:工作创新要求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作重塑在创新要求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服务型领导不仅正向调节工作创新要求对工作重塑的影响,还正向调节工作创新要求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工作创新要求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理论研究,并从积极引导员工认同工作创新要求、鼓励员工根据工作需要主动开展工作重塑、培养团队管理者的服务型领导风格三个方面为企业提升员工创造力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绩效影响研究

基层公务员是基层治理的一线工作者,基层工作繁重,如何保持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热情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以对长春市基层公务员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探究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明显地正向影响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可以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两者间起到中介作用。

澳大利亚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研究

澳大利亚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旨在为其各个政府机构的员工提供公平公正的薪酬框架,以确保公务员薪酬具有竞争力、透明度并符合公共服务的目标。工资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基本工资,即支付给雇员的全职年度工资;二是各类福利,主要包括单位缴纳的养老金、个人福利和其他补充性津贴等;三是各类奖金(bonus),主要包括个人绩效奖金、留任奖金(retention bonus)等;四是各类津贴(allowance),主要包括工作条件、取得资格和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津贴,例如额外的职责津贴、资格或技能津贴等。在2017年到2021年期间,不同级别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中位数均有所增加,但增长的速度各不相同。总体看,澳大利亚公务员工资制度具有以下特征:采用不同的聘用方式,允许公务员在使用不同协议时定制就业条款和条件;奖金类别较为丰富,包括个人绩效奖金、留任奖金、生产力奖、入职奖金、团队或机构奖金等;根据人员职位的职责、所需资格和复杂性进行分类,使用分类结构来确定薪资级别。同时,薪酬的透明度较高,有助于提升公务员之间的公平性、绩效激励的有效性和团队合作的一致性。了解澳大利亚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对深化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或将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