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新实践及其时代价值——基于WTO上诉仲裁第一案的考察

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然而,2019年年底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正呈现一种分化的趋势,这给争议解决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未来两年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十分关键的阶段。2022年7月,“欧盟诉土耳其有关药品生产、进口和销售措施案”首次以临时上诉仲裁的方式成功解决双方经贸争端,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路径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该案首次将临时上诉仲裁争端解决路径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在审理期限、裁判效率等程序方面回应了此前一些WTO成员对上诉机构裁判实践的质疑。从中长期看,本案以及后续上诉仲裁实践将为部分成员间争端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关键还在于为WTO上诉机构最终改革方案提供实践测试和参考,这或比匆忙达成一份改革协议更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在WTO争端解决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学位争议的校内申诉解决机制探析

学位争议的校内申诉解决机制旨在保障学生学位权益、监督高校权力行使、维护良好教育秩序。但当前我国学位争议校内申诉解决机制,因申诉处理机构缺乏中立性、范围狭窄、程序规则不健全、权力行使实效有限,没能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考察美国、荷兰和台湾地区学位争议的校内申诉解决机制后发现,其申诉范围广泛、程序规则详实;申诉处理机构有很大独立性,对职能部门作出的原决定有权依公正公平原则予以变更或撤销。借鉴域外有益经验,我国在制定《学位法》和完善高校规章过程中,宜将学位争议申诉处理机构由学位评定委员会调整为申诉处理委员会、拓展申诉范围、引入听证条款、注重申诉处理权力行使实效。进而,健全校内申诉解决机制,推动学位争议于校内得以实质性解决。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研究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滥用“协商一致”原则导致上诉机构停摆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到重创。世界需要一个运行正常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阻止世界贸易环境重回GATT时期。《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针对目前上诉机构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其除了在上诉机构瘫痪期间临时代替上诉机构职能的临时性外,还可在上诉机构恢复后作为上诉机构的补充制度,分担上诉机构的压力。现行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础运行框架仅限于满足临时性需要,若将其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程序,需要对争端解决机制、与上诉机构衔接、仲裁员机制、上诉机构报告与仲裁裁决适用机制进行构造。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高等学校大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研究(上)

诉讼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手段,在解决大学生与高等学校法律争议方面,仍暴露其不足:诉讼成本过高、遭遇学术自由对司法审查的限制等。故诉讼未必是大学生权利救济的首选或最佳选择(但一定是最后的选择)。而高等学校的校内申诉机制则有成本低廉、更符合行为者的文化心理特征、利于学校内部监控与纠错、尊重大学自主权的优势,故宜将其作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不过也必须认识到校内申诉机制自身存在若干缺陷,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文章通过比较分析域外国家或地区的校内申诉制度,提出借鉴、吸取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学校的校内申诉制度,从而充分发挥校内申诉的作用,以有效地解决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并实现对学生权利的救济。

高等学校大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研究(下)

诉讼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手段,在解决大学生与高等学校法律争议方面,仍暴露其不足:诉讼成本过高、遭遇学术自由对司法审查的限制等。故诉讼未必是大学生权利救济的首选或最佳选择(但一定是最后的选择)。而高等学校的校内申诉机制则有成本低廉、更符合行为者的文化心理特征、利于学校内部监控与纠错、尊重大学自主权的优势,故宜将其作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不过也必须认识到校内申诉机制自身存在若干缺陷,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文章通过比较分析域外国家或地区的校内申诉制度,提出借鉴、吸取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学校的校内申诉制度,从而充分发挥校内申诉的作用,以有效地解决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并实现对学生权利的救济。

现有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缺失与对策

由于缺乏立法的支持和对制度本身的深刻理解,运行多年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依然存在完善的广泛空间,本文就此提出构建一部高校学生申诉法、重组高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培养申委会委员的法律方法等若干策略,以期让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治权(权力)和维权(权利)功能真正达到统一.

欧盟TTIP建议中的常设投资法院制度评析

为了回应以欧洲议会为代表的内部反对意见,欧盟在TTIP建议中提出设立常设投资法院,以事先任命的法官代替临时选任的仲裁员审理案件。但该投资法院制度可能面临裁决在第三国执行的困难、初审法院边缘化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其难以在多边层面上得到实施。这些缺陷削弱了欧盟建议的价值。对欧盟建议的分析表明,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引入常设审理机构是正确的方向。但一个常设上诉机构足以,初审和上诉的两级常设法院设计是过犹不及。

老年人性问题解决机制的初探

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让我国老年人性问题日益暴露出来,由老年人性问题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愈发严峻,但老年人性问题解决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针对这些困境为老年人性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机制,为应对我国老年人的性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仲裁程序中的和解结案——兴奋剂案件和解结案的基础与改革方向

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上诉仲裁程序中,和解结案开始成为一种体育纪律处罚纠纷的救济手段。研究认为,在兴奋剂案件上诉仲裁程序中,适用和解结案的原因在于:处罚听证会上运动员反驳违规指控受制于举证能力与时间要求;处罚机构对自身和运动员的考虑;上诉仲裁程序中证据与事实得以再查明;辩诉交易制度为和解结案的合理性提供思路;相关规则赋予和解结案合规性依据。通过对比研究国际体育仲裁院调解的制度设计,可以发现和解的相关规则并不完善,对此,应限制和解结案的适用范围,缩小当事人不服合意仲裁裁决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异议的理由选择范围,在现阶段审慎适用和解结案的方式,时机成熟时修订具体规则。

DRG病例分组错误与费用结算申诉探讨

DRG点数付费制度实施后,杭州市某儿童专科医院发现由于住院病例病案首页主要诊断和主要手术填写不当导致病例DRG分组不合理、医保结算费用出现偏差.经分析、修改、申诉后,部分病例分组得到调整,医保结算费用趋于正常.研究在归纳整理申诉病例住院病案首页中诊断和手术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编码方式及DRG分组方案进行分析,为提升住院病案首页填写质量和病例分组准确率、促进DRG付费的高效运行提供参考.

浅析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及上诉机构

根据《争端解决谅解协议》规定,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若发生贸易纠纷,有关各方既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该机构的职能由世贸组织总理事会行使。从严格意义上讲,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只是一个准司法机构,因为上诉机构所作的裁决,最终还得由总理事会表决通过。尽管如此,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贸易纠纷时,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本文着重从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效力方面和决策原则来分析,并将讨论的中心放在专家组上面来。

SAP CRM服务结算流程的应用及与SAP ERP采购流程的集成

以某企业的SAP CRM项目为背景,设计并实现了一套针对服务分包商的服务费用结算方案,并根据该企业特点,与已有的SAP ERP系统紧密集成,独创性地设计并实施了完整地从结算确认、结算申诉、结算汇总、服务采购到财务付款的服务费用结算流程,有效地提高了企业服务结算的工作效率。

二审和解不履行的实体后果与程序应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有权要求法院执行一审判决。只有在约束双方的实体法律关系正是一审判决项下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条件下,该规则才具有实体基础。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时,若存在不同的实体基础,则需要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不同的规则调整二审和解不履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以及与之不同的规则的实体基础即二审和解不履行的实体后果,后者在体系上属于违约责任问题,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优先地位。若不存在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则需要适用任意性规定确定违约责任的具体内容,亦即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约束双方的既不是原始争议实体法律关系,亦不是一审判决项下的实体法律关系,而仍是和解协议项下的实体法律关系。由于二审和解不履行的实体后果存在多样性,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时,除去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确立的执行一审判决的规则,还需要不予执行一审判决、另行诉讼等规则共同调整二审和解不履行。

从裁决不一致性论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内出现了裁决不一致性危机,引发了公众对国际投资仲裁合法性的质疑。裁决不一致性危机的产生既与缺乏统一的国际投资立法和投资争议解决机构密切相关,也是现行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缺陷造成的。由于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可以通过制衡仲裁庭造法活动以及进一步硬化软先例来促进投资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因此成为解决裁决不一致性危机的重要手段。美国和ICSID等对上诉机制的建立提出了一些构想但未能得到实施,欧盟却通过与加拿大、越南缔结贸易投资协定的方式,在制度层面上建立起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但是欧盟这一多重并行的上诉模式又可能在上诉层面上带来了新的裁决不一致问题,因此理想的途径是建立独立的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或者国际投资法院,这将彻底解决投资裁决的不一致性危机。

论上诉考核的替代性机制

司法审查形式化的固有缺陷、便宜结案的办案模式及审级制度内在的行政化元素,为当事人通过上诉解决纠纷提供了心理暗示和路径依赖。而上诉考核机制的矫正功能和激励效用极为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此,可考虑引入上诉考核的替代性机制:一方面,构建相应的基础性保障机制,扩展司法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范围和能力;另一方面,对审级进行功能划分,升格上诉程序品质以及建立诉讼成本分担机制,应更有利于实现纠纷解决的目标。

WTO上诉仲裁第一案--“土耳其药品案”

“土耳其药品案”是WTO上诉机构停止受理案件以来的第一个上诉案件,并且采用了前所未有的仲裁模式。上诉仲裁基于当事方协议而进行,在程序上有诸多创新之处。在事实认定方面,本案对土耳其药品政策有重要影响。而在法律解释方面,本案也有独到之处,将对未来案件有所贡献。

论上诉机构存废背景下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基于WTO上诉机构的存废之争,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主张有改良派、革命派和扬弃派之分。改良派主张保留并改良上诉机制,提出改良上诉机构机制、构建上诉仲裁机制以及建立“超大型的诸边争端解决机制”等方案;革命派主张废除上诉机制,把WTO争端解决机制由“两审终审制”改为“一审终审制”,并把专家组由临时性改为常设性。这两派主张虽各有其合理之处,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形之下,扬弃派遵循WTO争端解决机制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主张进行扬弃,在不同阶段提出和选择不同改革方案的主张更具全面性、前瞻性、灵活性、全局性和可行性,更符合中国利益和WTO成员的共同利益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了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尽早进入下一阶段,中国需要推动专家组机制的改革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近期达成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是自2019年12月11日WTO上诉机构被迫停止运作以来,部分成员为应对WTO争端解决危机所取得的最重要进展。MPIA基于DSU第25条设计,其实质在于依托仲裁,替代上诉,并具有临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继续维护两审终审并确保裁决约束力的惟一务实及合法选择。上诉仲裁在程序启动和裁决生效两方面体现仲裁要素,从而使其有别于WTO上诉审议;但在仲裁员遴选及组庭、审理程序、法律适用及裁决执行监督等方面,则基本复制了上诉审议程序,显示了其替代上诉的实质,回应解决了参加成员在特殊时期的上诉需求。在制度创新方面,MPIA融入若干提高程序效率的规定,试图在危机背景下回应WTO上诉机制的改革需要。我国在MPIA的谈判和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须在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寻求长久解决上诉机构危机方法的同时,尝试通过该机制解决涉我WTO案件的上诉问题。

论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分歧的弥合进路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治理的热点问题。各国提出与实施的改革方案既有显著分歧,也有相互借鉴。各种ISDS改革方案之间已经有着诸多相互借鉴的事实表明,在保留ISDS基础上的妥协是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选项。中国在UNCITRAL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在维护现有投资仲裁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基于条约的多边常设上诉机制。中国方案介于坚持投资仲裁的改良派和主张投资法院的革命派之间,与两者各有共鸣之处,与它们的分歧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能够成为弥合不同改革方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