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GIS研究史前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

对史前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研究，有助于了解史前人类对环境的选择策略以及聚落系统的演变规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河南省史前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分析聚落选址与区域海拔高度、地形坡度、水系等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四个时期的史前聚落大部分分布在海拔50-400m、坡度小于3°、距离河流在3km以内的地带。

决策树分类算法在姜寨一期聚落遗迹分类中的应用研究

通过对数据挖掘基本分类算法的总结、分析,以及建立姜寨遗址空间数据库,以姜寨一期聚落中的土坑墓、房屋等遗迹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提取该遗迹的面积与方位角等空间矢量特征信息等,运用决策树分类算法,挖掘出了姜寨一期聚落的遗迹分类规则,为聚落考古学中单遗址聚落的空间布局和内部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与实现方法。

聚类算法在姜寨一期聚落考古中的应用

通过对空间数据挖掘中聚类算法的总结与分析,以姜寨一期聚落中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为研究实例,实现了对其房屋区中大、中房屋组,以及墓葬区的聚类分析,得出了姜寨一期聚落的空间聚类规则,为考古学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

如何认识非法律手段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兼论法律赢得民众信赖的条件

非法律手段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调解、私了等非法律手段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机构和民间力量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司法部门、政府机关、民间力量三足鼎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正向现代法治社会迈进的今天,我们既要看到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非法律手段在解决纠纷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又要看到树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的必要性。然而,只有当我们的法律真正成为普通民众可亲、可近的东西的时候,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真正认可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法律的权威性才会真正树立起来,法律才会逐渐取代各种非法律手段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聚落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

山东薛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简报

薛河流域是山东古遗址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10-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大学合作在此区域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共发现遗址和遗物分布区180余处。项目在田野调查和聚落研究中使用GPS定位、分区采集和Arcview软件分析等手段,主要考察了本地区北辛文化时期至秦汉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和变迁情况。大体而言,这一区域聚落发展的总趋势为聚落数量不断增多,分布范围逐步扩大,聚落规模逐渐增大,聚落间的分化逐渐明细。具体又可以分为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的萌发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的稳定期、西周至秦汉时期的高速发展期三大阶段。宏观聚落变迁的整个过程以稳定和继承为主,突变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乾隆时期凭祥州、思陵州与安南界务纠纷的处置智慧探析

乾隆时期,清朝按照藩属体系的传统礼制,维系和促进了与安南的藩属关系,对安南内部的纷争,在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以达"保藩固圉"的目的。然而,乾隆时期是清朝边疆意识和边疆观念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处理凭祥州、思陵州沿边栽种筋竹而引发的与安南界务纠纷过程中,乾隆帝按照"不得丝毫侵越夷界,亦不可尺寸退让"的原则进行了处置,表现出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疆域观念和边界意识。乾隆时期处置边疆界务纠纷的原则、措施和智慧,对于今天全面加强同周边国家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滏口陉道的考古学观察

滏口陉道作为太行山中段的一条重要孔道,是豫北冀南地区与晋东南地区文化互动的主干道。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关遗址的时空分布特点可知,这条通道在仰韶时期可能已经开通。之后,该通道持续发展,终成通衢大道。道路于重要处往往存在至少两处遗址聚合在一起的情况,可能为交通控制点。该通道的功用在早期之时较为单一,主要供人们日常通行所用,在龙山及其以后的先秦时期,逐渐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军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