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 of Images in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Based on the “Aesthetic Level of Translation”

Image is a term that mainly embodi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CCP). Effective translation of images is crucial to the grasp of original meanings in a poem. As aesthetic beauty is the primary concern in poetry,the conveyance of beauty in image has a direct impact in translation. To analyz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imagery beauty,the theory of"translation levels"by Xu Jun is adopted as a criterion in comparing variant English versions of CCP in the aesthetic level. Images are selected from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typified for abundant sources of images,and features of images are put forward at the aesthetic level. Through the analysis,images are rendered by recreation of the sensuous and emotional beauty.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民国学者的七绝体式批评及其方法论意义——以冯振、胡小石为中心

体式探讨是民国学者七绝研究的两个重心之一,其代表性著作为冯振《七言绝句作法举隅》和胡小石《唐人七绝诗论》。前者以诗中对诗意组织有重要作用的"特征字"为标准并兼顾诗句之间的意义类型,分析所选诗作为五十六种;后者则首次提出"勾勒字"的概念,以"勾勒字"与诗中的时空变换特征为标准,结合创作实际,分析七绝结构类型为"正格"十七种和"变格"一种。从诗学史的角度看,冯、胡二著是对古代诗学中分格总结诗歌篇章结构与总结诗中用字两种理论体式的革命性综合,冯著根植传统,胡著则更具时代性特征。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中,冯著采用传统的诗学论著体例,"以归纳之方法,阐七绝之结构";胡著则部分借用"外来的意念"来"照清楚"七绝体式结构,殊途同归,皆成楷模。这启发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问题,固然需要"外来的意念"之启发,但更重要的是以比较的方法与眼光,"把中国还给中国"。

论陆游的七言绝句

陆游的七绝数量为宋人之冠,诗中洋溢着强烈、丰富、深刻的爱国情思,取材极广泛,几乎每种题材都有历代传诵的经典作品。陆游七绝诗立意高远,构思新巧,想象奇丽,或直抒胸臆,或比兴寄托,多用对比反衬的章法结构,语言俊爽,音韵谐美,风格多样,具有宋诗中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清代和近现代诗论家对陆游七律的艺术缺陷颇多非议,却无一人低评其七绝。其七绝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在七律之上,仅逊于苏轼天才超卓的七绝,高居榜眼,实至名归。

“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叙事视野下的义山七绝

论义山七绝,以叙事为视角,以时空关系、叙述行为、叙述风格、诗歌意境、句法语式等为观测点,以艺术评鉴为旨趣。管见所及,其叙述时空远近交织、虚实互映、真幻相夺;叙述风格含蓄隐约、欲吐还吞、曲折绵密;叙述笔法千丝密网、层进勾连、潜引暗逗。遂使篇幅极短之七绝,而有容涵极大之意蕴、包孕极深之情理。叙事分析于"百宝流苏,千丝密网"之义山诗,不惟能了然其诗境之所以然,且能洞烛其诗心诗意之深微幽曲、层进衍展。借助叙事分析,对古典诗歌研究走向深入,当不无裨益。

论《红楼梦》中七言绝句基于小说功用的艺术特色

《红楼梦》中所有的七言绝句诗组合起来成是一个整体,在文本中为小说叙事服务,整体上有着不同于一般七绝的艺术特色。由于诗歌在小说中的辅助角色和作者"以意为主"的诗歌观,出韵、出律的现象时有出现。为刻画人物、辅助叙事,或者点示小说主旨,作者充分利用七言四句起承转合的结构,运用对仗、比兴、虚字等艺术手法,并通过不同的绝句风格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它们在小说中布局巧妙,含义深广,有着如局中洞天,同时融化无迹的存在形态及艺术效果。

如歌、如泣、如诉:“楚调唐音”歌吟近体诗之音乐特性

"楚调唐音"歌吟(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吟诵众多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歌吟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回归,它将有形的文字转化为声音,进而艺术化、人文化。通过对当代唯一传承人的歌吟曲谱的采集及口传记录,依据"楚调唐音"歌吟在同一首诗(词)中可分别采用如歌、如诉、如泣三种吟唱模式的特性,选取近体格律诗的歌吟曲谱为音乐分析对象,探寻总结其歌吟之基本规律,为丰富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提供参考。

王昌龄为七绝创作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初唐时,七言绝句不仅数量较少,题材狭窄,而且在诗坛上的影响也很小。至盛唐时,年岁较长、诗名早著的王昌龄,不仅率先并大力创作七绝,而且在他的笔下七绝的题材也得到了大大拓展,举凡从军、出塞、怀古、赠别、狩猎、宴饮以及奉佛、崇道、闺思、宫怨等等,无不可用七绝来表现,扩大了七绝在诗坛的影响。不仅如此,王昌龄的七绝还具有示范效应和标杆作用,受到当世特别是后世作者的追模和学习,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七绝的影响。因此"七绝圣手"王昌龄,从题材的拓展、数量的增加、影响的扩大等诸方面,为七绝的创作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七绝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七言绝句作为近体诗的重要一体,历来受到诗家关注,唐诗选本和诗话多有涉及。目前,唐代七绝仍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有论文约400篇、论著20余种,主要围绕诗体起源、发展演变、总体特征、代表诗人、唐诗选本等五方面对唐代七绝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随着大量域外汉籍被挖掘、新的研究方法被应用等,其研究趋势将显现为:一为在东亚古代汉文化圈的背景下对七绝研究的再审视,二为在交叉学科领域对七绝研究的再开拓,三为在理论层面对七绝研究的再推进。

蒲松龄七绝诗刍议

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在同一作家笔下具有大致相同的艺术追求。以文学成就而论,蒲松龄的诗歌创作远不如其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然而两者又不无一致之理。研究蒲松龄的诗歌创作,特别是研究最能显现其才情的七绝诗创作,无论学唐倾向、使事用典、性真追求与瑰丽的想象,对于深入探讨《聊斋志异》的文化品格与艺术特色皆大有裨益。

论杜牧七言绝句的刚柔之美

唐朝大诗人杜牧七绝之成就,前人多有论述。有的给予了较为诚恳的评价;有的认为他的七绝某些虽发语新奇,但多直达,没有很大的成就;有的虽从艺术上对他的七绝进行了肯定,但却认为气格不高;有的认为其写景抒情之作大多创造了优美的意境,然颇多柔弱之风。特别是对其描写艳情的作品,则几乎是否定的态度。然而,有些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杜牧七言绝句往往具有刚柔相济的特色:刚而不流于枯直,柔而不失于绮靡。这与杜牧的出身经历、理想和信念等方面是绝然分不开的。

康熙《常州府志》所录七言绝句研究

清代于琨修、陈玉璂纂的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十二(艺文二)辑录了自唐至明63位诗人的106首七言绝句,这些诗作从多方面反映了诗人的交游情况、常州府的山水名胜与人文情韵等。对康熙《常州府志》所录七言绝句进行研究,有助于发掘方志中的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促进城市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论《红楼梦》中七言绝句的文本布局及隐含问题

在前人对《红楼梦》中诗词韵语的分类基础上,以诗歌体裁为标准,结合其题材样式,将其各自列表归类,且标明每首的作者和在小说中的回目,可以看到七言绝句在《红楼梦》中的分布特点。《红楼梦》中的七言绝句在小说中的布局形态和艺术效果如局中洞天,同时是融化无迹的,而作者隐藏于绝句布局中的匠心也是谨慎精严而且独具特色的。

李维桢诗歌的辨体批评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所录诗作,诸体皆备,七言为最。其中,七言歌行出入三唐,章法多变,挥洒自如;七言律诗在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多以杜甫七律为学习对象,风格大多浑雄壮阔;七言绝句以意为主,声调浑融,善用组诗来表达纷繁思绪及壮阔场景。

论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的怀古咏史诗

王鸣盛借助咏怀历史古迹来见证历史、评论历史人物。他也通过歌咏历史人物抒发对先贤的崇敬、同情,表达自己真实性情及对丑恶的不满。作为一位史学家、学者,王鸣盛此类诗体式多样,古体、近体、七言、五言皆备;修辞巧妙,写景如画,含蓄典雅,见解深刻。其诗从吟咏范围和对象非常丰富,囊括了《史记》、《汉书》、《隋书》等史籍。与赵翼咏史诗相似,王鸣盛此类诗也有识见高超、在历史陈迹中寄寓着诗人情感、志向等特点。乾嘉时期,咏史组诗再次繁荣,其中也包括了王鸣盛创作的一组七绝。

《拙学斋论诗绝句》:广西第一部本土史诗意识的诗论——“广西文学研究史”之一

廖鼎声的《拙学斋论诗绝句》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廖鼎声强烈的发掘广西诗歌历史,构建广西诗史的意识。它开列出了一个比较详备的的历代广西诗人名单,第一次系统地对广西古代诗人作出了论述,对广西历代诗人创作和为人的特点作了简要而精当的评论,对广西历代诗人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位,表达了对广西历代诗人的景仰、遗憾和惋惜之情。

试论黄庭坚的七绝变体

黄庭坚的七绝变体是其诗歌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继承杜甫的诗歌艺术,在七绝的内容、结构、表现手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突破了唐代绝句的艺术法则和风格传统,体现了鲜明的宋诗特色。

《千家诗》署名刘克庄问题与命名方式新探

作为今本《千家诗》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明代七言《千家诗》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至今无法确定谁是它的最初选编者。七言《千家诗》通常署名为谢枋得,1979年之后出现了刘克庄的署名。刘克庄署名的出现既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又与1911年之后红学热有一定关系。伴随着红学研究兴起,出现了曹寅与《千家诗》关系的新认知,形成关于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千家诗》三者复杂关系的一种简单化认识,这种知识谱系中萌生了刘克庄的错误署名。这种错误署名的出现与《分门纂类唐宋千家诗选》命名、称谓不无关联,也与人们对七言《千家诗》命名方式的认识有关。不过就命名方式而言,历史上有不少以“千家”命名的诗歌选本,《千家诗》只是其中之一,二者之间的关联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