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札达县芒扎石窟壁画辨析与年代新考

芒扎石窟于1994年由汉藏考古学家共同发现,是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首个具有明确纪年的礼拜窟。窟内有保存相对良好的壁画和建窟题记,其中反映的信息是断代西藏西部壁画的重要标杆。由于条件限制,在石窟发现初期,考古队对其建窟题记仅作了简单的翻译,未对壁画和题记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文章首先通过逐一辨识和分析芒扎石窟的壁画图像,翻译和释读题记内容,推断该窟应凿建于古格王赤·南喀旺波平措德时期的火猪年(1467年),壁画风格为当时在阿里地区并不占主流的尼泊尔画风;其次,窟中出现的药师七佛壁画题材在阿里地区十分盛行,这与吐蕃王室后裔的药师佛信仰密切相关;再次,东壁中出现的师承像属于希解派冈·益西坚赞的上传支系传承。以上发现不仅可以作为断代西藏西部壁画的参照依据,还有力证明了希解派于15世纪中后期在阿里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史实,为西藏西部宗教与艺术文化互相交融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实证。

莫高窟第365窟七佛榜题录释

敦煌文书P.4640《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修功德碑》记载吐蕃占领时期高僧洪曾在莫高窟"开七佛药师之堂",一般认为即今莫高窟第365窟。此窟西壁设佛坛,上塑禅定七佛,浮塑背屏,七佛右肩后的背屏上各存一方榜题,文字存大部,可知为"过去七佛"相关内容,主要出自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本文认为第365窟七佛塑像为初建时原作,榜题系宋代重修此窟时题写,其内容与初建时期所表现的药师七佛信仰完全不同,是研究宋代过去七佛信仰的重要资料。

南北石窟寺的造像思想初探

陇东地区的南北石窟寺,是六世纪早期营造的两个重要石窟,两窟规模较大,都以过去七佛造像作为主尊,造像题材与造型等主要源于云冈石窟;南北石窟寺中没有出现北朝时期常见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中的造像与法华三昧禅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窟内空间、造像体量等方面来看,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主要可能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两窟造像的总体设计,可能体现了藉助于修习礼忏等相关法门,以便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在两窟中,僧人们可以进行每半月的集体诵戒活动,平时也可以在佛像前礼拜,或诵持七佛等所说陀罗尼,由此可以忏悔业障,护持净戒,从而更好配合禅修。

北凉石塔七佛一弥勒佛衣样式探究

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佛衣样式较为单一,仅为“通肩式”。北凉石塔七佛一弥勒先后出现“通肩式”“右袒式”“垂领式”和“右肩半披式”佛衣样式。北凉石塔中出现“右袒式”佛衣为中土最早的实例,但很快被“垂领式”和“右肩半披式”所替代。犍陀罗的造像中“索福克勒斯型”披着方式为这两种新式佛衣的雏形。通过北凉石塔佛衣样式出现的变化,来探讨犍陀罗佛衣向东土传播过程中图像产生差异的文化动因。

须弥山北周第51窟的造像空间组合研究

须弥山北周第51窟是须弥山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这一洞窟选址独特,洞窟结构、造像主题和营建理念在须弥山石窟以至全国石窟中极为重要,堪比南北石窟寺、麦积山第4窟、拉梢寺等石窟。这一洞窟开三个窟门,并伴有三个前室,前室是"延伸的礼拜空间"。佛教石窟在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糅合中,又一次实现了自身风格的转变,亦可想象当时须弥山佛事活动的盛况。第51窟南门上方的半跏思惟菩萨代表了弥勒半跏思惟的身份。窟内有七佛造像,南门上方的图像描绘的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场景,南、北门上方的图像表达了弥勒上生与下生的思想。整窟的造像组合反映出七佛与弥勒信仰的交融。

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造像研究

北周虽统治时间短暂,但其间佛教发展尤为迅猛,这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及民众信仰有关。其艺术造型已基本摆脱了北魏、西魏的"秀骨清象",而创造出鲜明的方圆健美的北周风格。

巩县石窟两处比丘僧思察造像与题记考论

巩县石窟现存造像与题记中有两处为唐代乾封年间比丘僧思察敬造。一处是第141龛,造像为弥勒二胁侍和七佛,题记除发愿文外另有《佛说盂兰盆经》一卷;另一处是千佛龛,造像为优填王像及千佛,题记除发愿文外另有《佛说佛名经》一段。两处造像及题记蕴含着特定宗教内涵,反映了初唐河洛一带僧尼祈愿内容和宗教信仰的转变。思察发愿文彰显了初唐时期僧尼群体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的关切,造像与题记中对过去七佛、弥勒、盂兰会、千佛的表现也反映了初唐时期河洛一带弥勒净土信仰与千佛信仰的兴盛。同时,思察造像中优填王像与千佛造像还有着潜在渊源及关联,这种“主尊中心式”造像组合集中反映了信众忏悔前世、往生佛国的信仰祈愿。这两处造像及题记为唐代两京地区宗教信仰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宝山大住圣窟刻经中的北方礼忏系统

东魏—隋朝时期的高僧灵裕在开皇九年开凿的安阳宝山大住圣窟外壁上雕刻一系列佛名和《略礼佛忏悔文》。这些刻经反映出一种与南朝众多礼忏文献不同的、在北朝两次灭佛和'末法'思想盛行背景下形成的北方礼忏系统。这一系统是在改造《观药王药上菩萨经》的六种佛名并融合《决定毗尼经》的《忏悔文》之后产生的。本文对比了《观药王药上菩萨经》、大住圣窟和三阶教的《七阶佛名》相关佛名的同异,比较了灵裕与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在宗教身份、地位、学养、对待权贵的态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并且联系到开皇二十年三阶教被隋文帝禁断的史实,认为:三阶教的《七阶佛名》是沿袭大住圣窟的《略礼佛忏悔文》并稍加改动的产物。河北曲阳八会寺和北京房山石经山雷音洞的刻经,在礼忏方面与大住圣窟属于同一系统。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具有礼忏功能,是太平公主与神都太平寺僧众开凿的。

云冈石窟的皇帝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

在象征北魏平城时代的云冈石窟中,有七座高13-17米的大佛。这些大佛以北魏皇帝为原型雕凿,是体现北魏佛教特性的重要作品。作者认为,在初期昙曜五窟四座如来像中,第20、19、18窟大佛为"鲜卑皇帝大佛",第16窟大佛则为"中国皇帝大佛"。三座"鲜卑皇帝大佛",以《魏书》所载初代道武帝的奇特容貌为基础,用魁梧的身躯、巨大的耳朵和眼睛强调了鲜卑王的彪悍。"中国皇帝大佛"则身着汉式衣装,表情睿智,俨然是知书达礼的中国皇帝。从"鲜卑皇帝大佛"到"中国皇帝大佛",反映了北魏英雄形象的转变。对于第13窟并排站立的七身中国式如来像,作者认为与天子七庙制有关,很可能是"七帝七佛造像"。

从《七佛说法图》谈壁画的保护研究

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中陈列的《七佛说法图》堪称元代寺观壁画中的珍品,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保护。本文通过对壁画现状的调查和监测,总结出导致壁画受损的主要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保护方案。同时,结合数字化技术对壁画保护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人似秋鸿来有信——六世班禅东行前乾隆宫廷与扎什伦布寺交往之实物与史实

本文运用《六世班禅传》等汉藏史料及清宫档案,结合现存实物,揭示了乾隆四十四年以前宫廷与扎什伦布寺在艺术、宗教领域的频繁交往与互动。扎什伦布寺的艺术风格和作品为乾隆皇帝所推崇喜爱,并在宫廷中产生出新的样貌,进而反哺藏地;乾隆皇帝的宗教信仰在扎什伦布寺同样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些史实揭示了此间汉藏交流更为全面真实的面貌,为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年代明确的依据。

麦积山石窟第四窟七佛龛壁画初探

麦积山石窟第四窟是北周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造像的功德窟,过去多位专家学者对此窟的开凿时间进行考证,存在异议,现再进行考证。重点对此窟七佛龛内顶部'薄肉塑'壁画,过去亦有专家提及,但一直没有被受到重视,其中'沥粉塑'壁画,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壁画,进行详细考察辨析。初步识读出每龛四方壁画中,多种麦积山石窟中其他窟内从未有的新题材,及组合经变的内容思想,如卢舍那、释迦、阿弥陀、弥勒佛的组合,《观佛三昧海经》禅法观像等。为研究麦积山石窟佛教造像(壁画)和秦地佛教传播情况,以及研究北方石窟寺,乃至中国石窟寺之间佛教造像(壁画)的互为影响,亦是难得珍贵的实物资料。

龙门石窟第1954号窟及相关问题

本文在对龙门石窟第 1 95 4号窟进行详细描述的基础上 ,结合佛经及相关资料 ,认为右侧壁第三尊造像为一立佛 ,左侧壁第三尊造像为地藏菩萨 ,进而考证该窟造像内容为七佛与地藏菩萨的组合形式。

五代前后降魔图像的新发展——以巴黎集美美术馆所藏敦煌出土绢画降魔图为例

本文以集美美术馆所藏绢本着色降魔图为,论述了五代时期降魔图像新发展的有关情况。作品中的降魔释迦佛表现出若干新时代造型特征,密教明王的出现增强了佛的威慑力。魔众种类繁多,复杂多变,艺术表现趋于极限。释迦佛神通变化以及转轮圣王七宝被吸收进来,强化了释迦超人的性格。图像中还可以见到来自印度帕拉朝美术的因素。此图像的内容和表现远远超出了北朝时期同类作品,代表了后期降魔图像发展的最高水准。推测此图像出现与当时流行俗讲的社会背景有关。

杭州九曜山摩崖龛像调查及初步研究

位于杭州西湖西南岸九曜山西麓的一处摩崖龛像,保存完整,但鲜有人知。笔者于2018年至2019年多次调查,发现了该处摩崖龛像包括一龛刻经龛、三龛造像龛及其他题记。本文在详细调查该处摩崖龛像的材料基础上,分析了各处龛像的雕造年代和题材,认为其为五代吴越国时期雕造的《弥勒上生经》题刻和弥勒七尊像等。并查考文献,认为该处龛像应属于五代吴越国所建西方香严殿,可能与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