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瑕疵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合并审理路径研究

当董事通过决议的方式损害公司利益时,股东可以通过决议瑕疵诉讼及股东代表诉讼进行权利的救济。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当股东只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程序时,法院通常以有无明确的决议效力瑕疵认定请求作为划分两诉的依据,若无,则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通过裁判说理部分对决议作出效力认定,但对此不形成有既判力的判决。若有,则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只对决议效力瑕疵进行审理,损害赔偿的请求则告之另诉。但是,法院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应当对两诉进行合并审理。其一,两诉属于“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纠纷”且满足重复起诉的合并审理基本条件。其二,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的法院合并审理既尊重当事人诉权又提高了审判效率;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的,法律允许一案中审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可以一案审理的审判规律也为合并审理提供了支撑。

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评新《公司法》的相应修改

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规定体现了创新精神:一是突出了关联交易、公司机会和竞业限制的重要性,完善了程序规则,重组了公司管理者的禁止性行为;对注意义务的界定突破了该条无法进入司法裁判的困境;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了受信义务体系,并将股东代表诉讼扩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二是增加了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三是增加了董事责任保险。但新《公司法》依然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一是关联交易的规定依然缺乏实质公平的裁判标准;公司机会缺乏界定,将导致司法审判困难;竞业限制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报酬未被纳入忠实义务,司法审判无据可循。二是注意义务规定不周延,未能对管理者的经营义务与监管义务区别对待。三是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机构的情形,股东代表诉讼之先诉请求不明确。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上述修改和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评估,从中也能间接省察今后的完善方向。

试析持股方式调整的所得税政策与税收征管

税收公平原则要求,对于实质相同的经济活动,应当予以相同的税负。本文以具有类似经济实质的持股方式调整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转换以及代持股权还原的相关税务案例。基于对案例的分类研究,发现无论是跨类别的持股方式调整案例,抑或同类别调整的不同实例,在税收征管的适用标准和执行力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分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与征管现状,对相关差异性进行了思考与探讨,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成本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给出了理论层面的解决方案。同时,结合法律、现实以及理论层面的考量,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中小股东诉讼对同行业公司融资约束的溢出效应

诉讼是中小股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研究中小股东诉讼的影响对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融资约束角度考察中小股东诉讼对同行业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诉讼加剧了同行业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呈现溢出效应,且该效应初步表现为传染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低会计信息透明度、高行业风险、新《证券法》适用后,中小股东诉讼的传染效应更显著,但被诉公司与同行业公司的距离会削弱中小股东诉讼的传染效应。机制检验发现,股价崩盘风险是中小股东诉讼影响同行业公司融资约束的途径之一。本文不仅丰富了中小股东诉讼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而且为上市公司关注同行业公司外溢风险提供了直接证据。

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程序的体系调适:兼评新《公司法》第189条

新《公司法》第189条第4款正式引入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并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进行大幅完善,但相关规则的适用尚存在探讨空间。为实现规范体系与司法实践的协调,在原告持股标准方面,应考虑母子公司结构下换股交易后的“持续持有”标准和不当利益抗辩的“同时所有权”标准应用。在被告范围扩大方面,新法允许母公司股东起诉侵害全资子公司利益的“他人”,但需注意区分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并灵活认定全资子公司。在前置程序方面,被告范围扩大后应要求原告同时向母子公司提起诉前请求,同时尝试建构以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审查程序。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在线诉讼异步审理的解构与程序再设计

在线诉讼是对线下诉讼空间限制的突破,异步审理模式则是对在线诉讼时间限制的解构。异步审理以错时、书面的形式展开,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诉讼文化产生了极大冲击。特别是异步审理模式与直接言词原则的非契合性,导致书面证言泛化适用、情态证据缺失,增加了发现案件真实的难度,反而与异步审理模式的初衷相违背。故现阶段应当警惕强行适用异步审理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不能通过法解释学论证异步审理模式正当性的情形下,应当对此种不可调和的冲突做出折衷与让步。在明确异步审理模式将效率作为优先价值考量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异步庭前会议的规则设计,在庭审阶段实行同步审理与异步审理并行,构建逾期失权制度、程序交互转换方案以及完善软硬件技术等程序保障措施,从而推动异步审理模式的纵深发展。

股东抽逃出资补充责任诉讼程序研究

股东抽逃出资补充责任诉讼程序呈现审判与执行叠加下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实践运作呈现诉讼标的识别不明、股东地位认定存疑、异议之诉延缓债权实现等问题,程序聚合实际呈现程序竞合。对此,可从诉讼标的识别、先诉抗辩权的有无以及裁定—追加的定位三方面进行分析。应合理做到请求权及责任履行顺序性的程序转化。可保留审判导向型程序,以普通共同诉讼应对共同起诉问题。对审判导向型程序的不能清偿予以明确,借助“终本裁定”明确“公司不能清偿”的证明。由于执行裁定难以就“抽逃出资”问题予以准确判断,可废止执行导向型,回归程序单轨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范式研究--我国《公司法》双控人规制范式的变革与完善

各国对双控人规制的范式主要有直接规制与间接规制。美国的直接规制以判例法的形式确认双控人在特定场景对公司、股东或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违者追究其赔偿责任;以英国和韩国为代表的间接规制范式,对双控人亲自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或指示董事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要求其与董事共同对公司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属于股权高度集中型公司,决定了其治理模式必然是“双控人中心主义”,也决定了规制双控人的规范在公司法中至关重要。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增设第二十一条对双控人施加了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义务,开启了双控人直接规制的范式。2023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双控人指示公司事务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又引入了间接规制范式,从而形成了两种规制范式兼而有之的折中规制范式及规范体系。然而,该体系存在规范大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所有规范皆为消极规范的弊端。后续双控人规范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细化禁止双控人滥用控制权的规范,提高可适用性和规制功效;增加双控人的积极规范,承认双控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控制公司的权力,规范和引导其依法行使权力,优化公司治理,从而奠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基础。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在线诉讼视域下的民事异步审理:性质定位、问题反思与规则建构

民事异步审理作为一种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独立的案件审理方式,客观上并不具有诉讼或非讼特征。2021年新民诉法正式在法律层面确定了在线诉讼效力的等效性。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事异步审理的正当性问题。目前,民事异步审理存在着规则设计不统一、与直接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冲突、违背法定庭审顺序以及难以实现庭审公开等多重实践困境和理论冲突。对此,应当从解释论和立法论双重视角下统一整合各民事异步审理规范中的审理规则,分类调和或消解异步审理与传统庭审原则之间的冲突,纠正民事异步审理中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首次陈述之顺序并构建以事后公开为主的多样化民事异步庭审公开机制。

诉讼担当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在日本法上,法定诉讼担当情形中,判决既判力一概扩张于被担当人。与此相对,德国法上的法定诉讼担当却区分了两种情形:既判力扩张于被担当人的“排他的诉讼担当”与既判力不扩张的“并存的诉讼担当”。日本法虽以德国法为蓝本,但为何在诉讼担当问题上却与德国法产生差异,这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日本法上,诉讼担当通常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情形:第三人有权代替权利归属主体或者有权与该主体同时,就争议的法律关系实施诉讼。在诉讼担当时,判决的既判力都扩张于权利归属主体。然而尚不清楚的是,究竟在诉讼担当的哪些具体情形之下,担当人与被担当人能够同时享有诉讼实施权。在回答前一问题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究,也是主要目的。结论是,日本式的“并存的诉讼担当”对应的情形是2017年债法修改后的股东代表诉讼和债权人代位诉讼。此外,这种并存的诉讼担当也可涵盖不可分债权人中一人提起的诉讼(《日本民法典》第428条),尽管通说并不将这种情形视为(法定)诉讼担当。

小股东行权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实证研究——基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证据

基于中国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证据检验证实:上市公司小股东行权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笔者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威慑理论,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开展持股行权工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小股东行权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上市公司小股东行权与大股东掏空行为负相关;小股东股东大会出席率和小股东诉讼维权积极性是小股东行权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重要因素;外部审计监管程度负向影响小股东行权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内部股权制衡程度正向影响小股东行权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经济后果检验证实:小股东行权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有效抑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增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本文从上市公司小股东行权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拓展了相关公司治理理论的应用边际,证实了上市公司小股东行权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机理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加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监管措施和上市公司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裁判分析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检视与完善进路

股东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形态。基于对股东代表诉讼司法裁判的统计分析,发现该制度存在原告资格过于苛刻、被告范围模糊不清、前置程序豁免情形、原告股东举证困难等缺陷,提出合理调整原告资格、明确界定被告范围、完善前置程序规定、完善举证责任分配等建议。

诉讼代表抑或诉讼担当?——从“康美案”看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

“康美案”首次适用《证券法》第95条第3款规定之特别代表人诉讼,但此“代表人”是否属于传统代表人诉讼之理论范畴,对此需探讨第95条第1、2款与第3款之间的关系,并以诉讼担当理论为基础,揭开特别代表人诉讼之面纱——以诉讼代表之名,行诉讼担当之实。同时,对于法条之间的关系而言,第94条第3款与第95条第3款规定赋予投资者保护机构不同法律地位与身份,随着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不断持股,第94条第3款规定的股东代位权诉讼,相较于特别代表人诉讼“高门槛”的特征以及“低回报率”的可能性,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股东代位公司参加诉讼显然在理论以及实践层面都更具优势。这种优势会导致程序选择上的一种必然趋势——特别代表人诉讼的适用,随着投资者保护机构积极持股,终会逐渐让位于股东代位权诉讼。

论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私人执法规则之完善

相较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更大,我国上市公司集中的股权结构也更容易导致非公允性关联交易的发生。在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私人执法规则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有必要理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私人执法规则,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私人执法规则不仅包括《公司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归入权制度、关联交易合同效力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同时还应结合证券相关法规中针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各种规定进行适用,其中包括关联交易的界定、信息披露和审议程序以及特殊的诉讼制度。

刑事案件在线诉讼的理性检视与规则修缮

在刑事司法领域,在线诉讼的出现完美契合司法实用主义的价值理念。在线诉讼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顺应了智慧司法的时代潮流,但其相较于传统线下庭审仍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拷问。囿于当前在线诉讼规则抽象化的局限性,刑事案件在线诉讼的程序运行中存在着诸如在线诉讼适用范围有限、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线上线下程序转化机制缺失等问题。从在线诉讼规则的立法完善角度考量,立法机关须科学厘定在线诉讼适用范围,健全在线诉讼当事人程序选择保障机制,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完善刑事案件在线诉讼法庭规则与优化线上线下程序衔接机制,实现审判公正与审判效率的平衡。

民法典代位权制度的功能转变与规范配置

《民法典》第537条确立的“直接受偿规则”表明代位权的制度功能已由债的保全转变为债的直接实现。在债的直接实现功能下,代位权应被视为一种请求权。债的实现的功能重定位契合功能主义规制要求,也符合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取向。代位权请求权理论规范配置完备。实体规范上,《民法典》第537条为代位权请求权提供了请求权基础,现有规范也可提炼出代位权请求权的发生、阻却、抗辩等要件。程序规范上,代位权诉讼给付之诉的诉讼定位符合既有程序法理念与司法实践,同时,代位权诉讼得以同代位执行程序有效区别,程序制度设计得到优化。整体而言,代位权债的实现功能的重定位,促进了实体‐程序一体化的立法目标的实现。

海牙直接管辖权项目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国际民商事诉讼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正努力通过直接管辖权项目协调各国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矛盾。考虑到现阶段针对直接管辖权的所有内容制定约束性文书存在困难,各方仅就制定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达成了初步共识。至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具体框架与内容,仍待进一步讨论。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必将深度参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制定过程。为确保我国参与国际谈判时享有充分的法律基础,有必要尽快完善与涉外平行诉讼有关的现有规范,限制立法放任平行诉讼的立场,优化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规则,建立有限度的禁诉令及配套制度。

管理层持股、所有权性质与公司诉讼风险

基于公司治理理论,以20072014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涉诉的可能性越低,涉诉的频度和严重性越低;(2)所有权性质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诉讼风险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相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诉讼风险越低。研究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推进股权激励计划的背景下有现实意义,为民营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促进管理层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降低公司诉讼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