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hareholders' Responsibility for Contribution of Balance of the Equity Assignee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作为发现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从该条规定可知,差额补缴责任的主体为公司成立后发现的特定的瑕疵出资人。

Expropriation of Big Shareholders——Research Review on the Domestic Literature

It is tangible that big shareholders infringe the interests of small and medium shareholders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and such behaviors of big shareholders influence not only the normal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of companies but als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At the same time,the economic order of society is also disturbed. Therefore,expropriation of big shareholders shall be governed effectively in tim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related research findings on expropriation and make conclusion from three aspects—the ways of expropriation,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xpropri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effects of expropriation,pointing out the limitation of present research and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制度选择——基于分配公正原则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学术界、政策界应该对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具体目标是什么,展开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为此,应当采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提出的三种原则——按需分配、机会平等、差别原则——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一是基本需要按需分配,二是稀缺资源保证机会平等,三是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续提升。在此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三个具体目标或规范性指标:第一,覆盖全民的、均质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跨区域的、优质的公立教育;第三,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股票市场操纵:加剧还是抑制?

股东治理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石。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票三秒切片高频交易数据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够加剧股票市场操纵,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大股东掏空效应、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票流动性,从而促进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分析师关注度低、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等弱监督制衡机制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建议通过构建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加大股东监督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收入结构与财富不平等——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微观个体异质性的作用下具有潜在的财富分配效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防止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初始财富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讨论如何调整货币规则以提升福利公平。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将显著提高财富与收入基尼系数,且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家庭收入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由财富存量决定,货币政策首先通过收入结构差异加剧收入分化,随后借助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行为放大财富不平等;中央银行应允许通胀与产出缺口小幅波动以防止消费差距过度增加;纳入家庭消费分布二阶矩的泰勒规则能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减小福利不平等。

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引入战略投资者可以发挥战略协同作用,使企业股本结构得到最优配置,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是企业发展的良好契机。通过实证深入探究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使上市公司完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相关机制,发挥战略投资者的最大优势,从而实现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目标。以2000-2022年间我国沪深A股235家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净资产收益率、资本积累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比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分析战略投资者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借助战略投资者的优势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战略投资者应当完善自身投资理念;二是企业应当选择合适的战略投资者;三是国家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能够实现风险隔离吗?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84家银行的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效应。研究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够实现理财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隔离,且设立时间越长,风险隔离效应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和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风险隔离效应在城商行与农商行中最弱;“去嵌套、降杠杆”和“去池化、缓错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主要机制。对母公司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并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设立理财子公司不能降低银行控股集团的整体风险承担,仅能实现风险隔离。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指标,研究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并探究股权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股权激励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会促进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主要通过增加债务融资和减少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者超额积极情绪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著。

企业转型升级信息披露能否促进机构持股?——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汉语词汇学理论,利用“类词缀”特征的文本分析方法建立了企业转型升级词库,并对转型升级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测度;以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转型升级信息披露水平与机构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且分析师预测分歧发挥加剧抑制作用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明晰了转型升级信息披露对异质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不同影响,从转型升级绩效的调节作用、企业市场价值的中介作用及其脉冲响应,揭示了转型升级信息披露影响机构持股的转型升级绩效不佳的替代机制、市场价值反应的滞后机制。

催缴失权制度的法理基础与体系展开

作为新《公司法》创设的一项新制度,催缴失权制度的法理基础及其解释适用亟待阐释。在适用范围上,应将催缴失权制度扩张适用于所有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货币或非货币出资以及抽逃出资的情形。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后未按期缴资的股东,可适用失权制度。采取催缴书还是诉讼方式催缴、是否载明不少于60日宽限期、是否发出失权通知等,需借由董事商业判断;董事在判断时应遵循股东平等原则。在法律后果上,股东完全未出资或者抽逃全部出资导致丧失全部股权的,同时丧失股东资格;反之则否。在救济途径上,失权异议之诉排除决议效力瑕疵诉讼在失权异议中的适用。

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隧道效应”还是“监督效应”

高管纵向关联是加剧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还是增强了对管理层的监督,是公司治理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4—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整理了关联高管的详细信息。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关联通过加剧大股东掏空发挥了“隧道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程度低的企业以及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存在高管直接纵向关联以及董事长纵向关联的公司往往表现出更低的企业价值。文章丰富了纵向关联高管的研究成果,对于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