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睡虎地书信木牍札记三则

本文是有关睡虎地书信木牍字词释读的三则短札。第一则认为“寄气(乞)就书”应理解为“寄给就的书信”,“寄乞”与“寄遗”“乞匃”相类。第二则指出“自以布此”是“自以布为襌裙、襦于此”的省略。第三则指出“直佐”与“直符”“直候”“直更”结构相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晏子春秋》“直使”、《战国策》“直送”的语义。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较高学术价值的西域著述:《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和瑛西域著述作为乾嘉年间西北舆地学转变期的典型代表,为乾嘉时期之后西北史地的兴盛作出了诸多表率,更为清代西北舆地学的繁荣奠定了一定基础,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文章拟对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陈寿祺生平及著述考

陈寿祺是清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学通汉、宋,世称“通儒”,因其早年学历、交游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辑佚方面尤为突出。考证陈寿祺生平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学风衍变的基本过程,并且简略地考释了《尚书大传》、《五经异义》、《三家诗遗说考》等其在辑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黄道周的中医藏象新说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易学家,在所著《三易洞玑》中提出了独特的藏象学理论。他以河洛象数为依据,提出了五脏五系、四腑四房的分类法,特别强调了心、胆、胃的作用。该理论具有独特的象数易学思想根源,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独具创新性,其研究方法和创新精神可为当代中医学界所借鉴。

李瀷《诗经疾书》研究

朝鲜儒者李瀷以湛深之实学思想蜚声学坛,在《诗经》学方面亦有突出之成就,相关研究成果结集为《诗经疾书》问世。在研究方法上,李瀷勇于突越前人束缚,大胆怀疑昔贤成说,同时运用实证手段,批讹订谬,创立新见。《诗经疾书》之主要特色为继承《诗经》风教传统,在疏解诗篇时,贯注求贤治国之道,立身处世之方。训诂方面亦时有创获之功。但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经世致用,以致出现附会之失;抽离诗篇产生之历史背景,去历史而释诗,常有苛求前人、立论不稳之弊。对于一些具体诗篇的阐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然瑕不掩瑜,《诗经疾书》确为朝鲜时代《诗经》学研究要籍,有必要对其作一番研究探讨。

论贺贻孙学术著作的文章家习气

贺贻孙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名家。他留下的七种著述,以学术作品为多,其中《诗筏》是一部优秀的诗话,《激书》亦颇受好评。由于缺乏自觉的学术超越意识和开创精神,其学术作品像文章一样值得玩味和讽诵,却又多少显得平浅或空浮,远未达到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高度。这与他深深迷恋着篇章与文字技巧,而不是坚持覃思研理的刻苦训练有关。

新造字法学说评议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用以更正和取代“六书”说的新造字法学说渐次形成,其中唐氏“三书说”之“会意”最为庞杂,难成其“类”,其造字“三个时期”的划分也不免陷入机械化。陈、裘两家的“三书说”都包含“假借”,是因为混淆了文字运用类型与文字构造类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裘氏提出“记号字”和“半记号字”的概念,势必使得对于字形结构的分析因人而异,因书体而异,似无必要。

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质疑——以《礼运》篇为例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以元代翻刻宋十行本为底本,用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为对校本,进行汇校整理,功绩卓著,堪称善本。然阮元所撰《礼记注疏校勘记》多言及"阙文",或言十行本阙,或言闽本、监本、毛本阙,《礼运》篇之阙文,尤为突出,令人疑惑。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与阮刻本《礼记注疏》对校,发现阮元所言"阙文",元十行本或作墨钉,或残阙一页,直接导致闽本、监本、毛本残阙。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之墨钉及其阙页,盖因依据翻刻之宋十行本,可能是一部残阙不全之版本。

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扁鹊”内容考辨

扁鹊是著录于传世文献中的著名医家,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成文之后,对其所作考辨历代频出,然争议至今不绝。不难发现:先秦两汉之时"扁鹊"已广泛进入大众传播视域,成为口谈、笔录的重要对象;传世文献中,扁鹊形象多见于子部书,且相关故事均为寓言;世人多以扁鹊设譬作比,借此阐述个人观点。由《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书名命名方式出发,可证"扁鹊"实为上古神医之名。有关扁鹊之医书则多为伪托之作,鉴于文献的缺乏,其内容、传播不可确考。司马迁《扁鹊列传》当为扁鹊形象集大成之作,然囿于文献本身的复杂面貌、当时文史不分的史学风尚,以及史迁撰史原则、个人趣味、审美取向,《扁鹊列传》呈现出了内在的矛盾与龃龉、书写上的困境与序列上的折衷。

王安石《离昇州作》诗称名辨正

王安石《离州作》诗在诗话中有多个称名,如:"百家夜休"、"百家夜诗"、"百家衣体",分别见于惠洪《冷斋夜话》的各种版本及引述本,今人各种诗话选编本及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仍各袭用,造成该诗称名混乱。该诗正确称名应为"百家衣体",这是"集句诗"的通俗称名。究其混乱的原因,一是形体讹误,二是人们对杂体诗"集句体"的认识不足,以致连误至今。开始产生这一错误的时间可由清代上溯至明代。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

《诗三家义集疏》标点斠例

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在使用中发现王氏所征引的毛《传》、郑《笺》部分标点有不妥之处。这些标点错误归纳起来，有不当断而断、当断而不断、当属上而属下、当属下而属上、因不明假借字而误断、因不明古今字而误断、因不明语法而误断、因不明名物而误断、因不明礼制而误断等九个方面。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

从“不当立”到“篡位”——关于胡亥即位历史记忆的演变

陈胜、吴广起义时反秦宣传中的胡亥“不当立”并未说明胡亥是篡位,只是宣称他的才干不如其兄扶苏,因而不适合为君。《赵正书》中关于胡亥合法继承帝位与其“不当立”的历史记忆应是来自于此。汉高祖时太子刘盈与赵王刘如意的储位之争,使得“胡亥篡位说”成为官方的主流看法。贾谊并未选择此说的原因,当与汉文帝时期的政治氛围紧密相关。《史记》虽承认“胡亥篡位说”,但仍保留关于胡亥合法继承帝位的记载。此时“胡亥篡位说”虽已成为官方定论,但“胡亥不当立说”在当时仍有广泛流传,这才导致司马迁记叙中出现矛盾。

王先谦与《诗三家义集疏》略论

王先谦作为清代以博学闻名的学者,其一生著述颇丰,他的《诗三家义集疏》更是目前研究《三家诗》最为完备的著作,极具文献价值。本文从三方面来略论该书:一、王先谦和该书成书缘由;二、该书的体例;三、该书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论《诗三家义集疏》对《诗经》的诠释

清末学者王先谦著作等身,在《诗经》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是《诗三家义集疏》。在此之前的三家《诗》著作往往仅限于辑佚和考证,而鲜有涉及《诗经》诠释方面的内容。王先谦则在辑佚的基础上,对《诗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诠释,具有较高的诠释学价值。这是他对于《诗经》学的独特贡献,值得论证与介绍。

《诗三家义集疏》辑佚失误考辨举隅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清代三家《诗》辑佚学的代表性著作,书成问世后影响深远,已成为当今研究汉代三家《诗》的首选参考。但在具体条目的辑佚、考证时,王先谦存在各种文献、版本、文字训诂以及论述逻辑等方面的失误和缺陷,约略而言有三种类型:所据史料不周,自我矛盾的弥合规避,引《诗》用《诗》语境把握失当。这些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对王氏的辑佚成果不能盲目信从,应当细加考辨,谨慎处之。

从《隋志》集部与《汉志》诗赋略之比较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次将文学文献单独著录,其作为文学目录的肇始,对之后文学目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其中集部与经、史、子部的并立为文学文献的独立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汉志》诗赋略与《隋志》集部在文学史叙述、文体收录和分类标准上的不同,恰与自汉以降至有唐一代之文学观、文体观和文学史观的发展演变相呼应。这三方面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文学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