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探讨

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针对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病,对经济史研究方法展开了积极地探讨。主张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寻绎结论,强调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比照西方经济史以及倡导"综合研究法",形成了学派鲜明的治史风格。但其治史方法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局限,尤其是未能全面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而是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食货派学术生命过早的终结,与其治史方法自身的缺陷不无关系。

食货派的崛起原因探析

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并非偶然。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特定的学术环境为食货派崛起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从学派外部看,世界的学术大背景和国内的学术条件适宜食货派的发展;从学派内部看,以师长为奠基人和以高质量弟子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容易迅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食货派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食货派对社会史论战的独特思考;二是受中外史学交流的影响;三是北平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助益;四是陶希圣突出的学术组织才能及学派成员间的强大凝聚力。

由盛转衰:食货派史学研究探析

抗战爆发之后,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大致经过了中辍、重振及终结的历程。他们虽利用劫余的资料进行研究,但缺少极具影响力的著述。食货派秉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旨趣,创办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重建食货学会,恢复学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食货派的事功精神缺乏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刊落在自己的学术视野之外,理论构建明显薄弱,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其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因之顿然减色,史学成就也大不如前。

试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

陶希圣创立的食货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应有重要地位。本文指出食货派的史学地位体现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提升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揭橥"搜集史料"的旗帜,为时代酿造了搜集中国社会经济史料的激情;重视史料但绝不忽视理论的治史思想于史学转向的意义;开辟了诸多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领域;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合作之风;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治史主张。食货派不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还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也奠定了食货派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浅析食货派的史学影响

食货派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及海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食货派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食货派的"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种学说。他们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化为了现代学术的一部分,被学者频频引用。《食货》半月刊与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是台湾《食货》月刊复刊的渊源。从食货派绵远的学脉谱系中,食货派学人何兹全和沈任远的学术成就也成为了一道淡雅的风景。食货派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食货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特点

食货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抓住生产关系,精研魏晋至唐宋社会经济史的治史旨趣;注重专题研究,走由"专"到"通"的治学路径;强调史料的价值、问题的新视角,表现出清洌的"示范"心态等显著特点。以上特点反映了食货派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

连士升史学初论

为了矫正社会史论战中暴露出来的诸多流弊,连士升决心致力于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忽视经济史料的做法大相径庭,连士升主张放宽眼界,广搜史料,审查史料。为了推进经济史的研究,连士升不仅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展开深入地探讨,而且积极倡导借鉴西方经济史理论与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译介工作,形成了独特的治史风格,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