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商人捐资修谱研究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捐资修谱行为大量出现,并呈现递增的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宗族于族规、谱例卷中制定出一套依照捐资多寡决定商贾是否可以入谱立传的新标准,商人传记也从无足轻重变成了宗族修谱的重点,谱传中的商贾形象大为改观。这些变动都有益于福建商人营商自信心的增强、贸易网络的扩大及社会地位的提升,成为推动明清福建商人发展壮大的积极因素。

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明清徽商传记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在明清文人文集中,徽商传记数量颇丰,迥异前代。囿于文体类型,这些徽商传记均包含有旌扬传主之意,尽管其中有的作家对溢美之辞保持着警惕。综观明清传记中的徽商,他们大都是"托贾名而饰儒行"的"儒贾",集文化、才干、道德于一身,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对历史徽商的正面印象。徽商成为一部分明清传记的主角,是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其中有些徽商传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产生了逸出应用功能之外的文学效应。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论地方志商人传记的思想倾向

地方志商人传记是商人传记中的一种。通过对地方志中商人传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在这些商人传记中占统治地位,佛教思想只是潜隐的补充。这与文集商人传记中佛教思想占重要地位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地方志商人传记与文集商人传记思想倾向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地方志商人传记是官方著述,文集商人传记是私家著述。两者之间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决定了地方志商人传记适合用来研究封建政府对于商人的引导,文集商人传记适合用来研究商人的精神世界。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太史公论庶人之富——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春秋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 ,财富按等级占有 ,所能私有的惟有家畜。春秋以后 ,社会发生空前动荡变革 ,巨富的工商业者越来越多 ;特别是到西汉武帝之时 ,富商大贾的势力已超轶王侯 ,庶人从不能富到能富 ,到能巨富 ,实为自古以来的一大变局。司马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此巨变作了精彩的论述。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商业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重视商品流通,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提出农虞工商并重论;从人心人情的本性出发,从商业与财富的功用出发,高度评价商人的正当经营和经商致富行为;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业伦理与商业思想。司马迁的商业商人观殊少被官方采行,但《货殖列传》中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为经商鼻祖,其阐发的很多商业、致富、民生思想,多为后世所肯定。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中国早期儒商文化

《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第一篇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文字,其记述的一大批早期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具备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质,成为早期儒商文化的代表。早期儒商在治生过程中展现出儒家以义取利、义利结合的商业价值观,节俭寡欲、智勇合一的人格追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经营理念以及乐善好施、胸怀天下的商业理想,体现了早期儒商精神的精髓。虽然早期的儒商文化尚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阶段,但是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蕴和时代价值。

《史记·货殖列传》商人入传标准探源

《史记·货殖列传》开封建正史为商人立传之先河。太史公在选取入传的商人时,并非一味以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标准,也没有将先秦时期的商人无原则地纳入其中,而是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以不倡无为、未入轨物,不作奸犯科、能自食其力且德才兼备作为衡量商人入传的标准。

论明代传记与话本中的徽商形象

明代的话本与传记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好名"的徽州商人形象,其徽商形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天壤之异。话本中的徽商形象有好有坏,尤其是典商往往被贬为"徽狗",与传记中的绝大多数义商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两者之间存在如此强烈的反差,除了文体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徽商到明代已出现分化。"徽狗"是对当时一部分不择手段的徽商的真实写照;提出"市义"主张,并为获利而施义,则说明徽商的经营朝着更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向在发展。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史记·货殖列传》对徽商发展的影响

《史记·货殖列传》乃徽商经典教科书,而徽商的事迹则是《史记·货殖列传》生动的注脚。徽商因践行《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择人任时、纤啬筋力、富用奇胜、诚壹所致等思想得以兴起,也因固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类的教条而衰落。徽商的保守性及对官僚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有更大的作为。

《列朝诗集小传》订补

作为明代诗歌总集,钱谦益《列朝诗集》以收录完备、考订精审而著称,自来享有盛誉。由于卷帙浩繁,钱陆灿曾辑录出书中的传记部分而成《列朝诗集小传》一书,别本单行,查检极为便捷。全书共纂录两千余位明代诗人的传记,内容宏富,极具文献价值。然而,囿于见闻,《列朝诗集小传》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考订。文章通过稽考相关载籍,对书中二则记载失误之处进行辨正,对九处阙漏的文本予以考补,对三位身份不明的作家加以考实。

“不容自疏”疑读综论

本文就前人有关《史记·屈原列传》中“自疏”句读归属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梳理和综述。在此基础上对王念孙“濯淖污泥四字同义”的论断作了进一步讨论；并从“自疏”的意义及搭配、“濯淖”的意义理解以及《屈原列传》窜入刘安《离骚传》问题三个方面对“自疏”属上读作了进一步论证。

《史记·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和实证方法评述

《史记·货殖列传》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比如交易的福利、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的作用。司马迁认为,交易在财货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足以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媲美。同时,文中对产业利润的分析和对价格问题的诠释是另一个应被广泛称颂的亮点。现代人对《货殖列传》的解读一般以思想阐述为主,很少有人注意它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司马迁在该文中已率先使用了描述性的实证分析方法,这一点和后来的亚当·斯密、马克思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没有太多的差别。

唐前仙传小说与尸解理论——以《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为例

尸解是道教假死托形的一种成仙方术,其早期内涵较宽泛,包括灵魂飞升、肉体成仙、死后复生等不同形式,至南北朝时其理论内涵逐渐定型,专指假死托形、解化成仙之术。唐前仙传小说对尸解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列仙传》视尸解为神仙的神异法术,其尸解形式多样,故事情节简单,是对汉代尸解概念的演绎;《神仙传》中尸解理论内涵逐渐明确,死后托形解化成为魏晋时期尸解的主要内容,其掩饰死亡的目的也得到明确;《洞仙传》全面反映了六朝上清派尸解理论,如剑解、杖解等尸解形式的发展,尸解复生理论的完善,对儒家思想的援引,尸解仙等级的划分等。此外,《洞仙传》尸解故事还体现了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政权统治之间的冲突及保持政治平衡关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