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序跋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

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常被用来论说小说的价值和功用,以提高其所评论小说乃至小说文体整体的地位。为此,各类序跋常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强调小说羽翼经史的正统性和裨补经史的优越性,或将所评小说与其他经典小说比肩,或将所评小说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或称所评小说乃立言之作,或称所评小说创作为发愤著书,或称所评小说为济世文章。各类序跋多注重对小说的价值辩护与地位标榜,具有较为独到的理论价值。但由于功能所限,各类序跋均无法做到完全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因而读者不可全盘采信。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经义考》著录江西人著作辨正十则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古代经学专科目录的集大成式巨著。《经义考》辑录先秦至清初经学著作凡八千余种,征引相关文献万余条,难免有缺谬者,兹以赣籍学人及其著作为检讨对象,略为辨正十则。

论《禹贡通释》何以通经致用

成书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的《禹贡通释》,是道咸年间汉中学者童颜舒(1813—1862)的一部专治《禹贡》的著作。从写作目的、诠释体例、诠释原则和方法及新的观点等方面论述《禹贡通释》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及其实现过程,结合《禹贡通释》相关观点考察《禹贡》学史上存在的问题,并对该书的价值特色作以评价,认为《禹贡通释》较好地解决了《禹贡》学史上的“五难”问题,在经学诠释层面完成了研治《禹贡》以通经致用的任务,是清代后期求通致用理念运用于《禹贡》学的成功范例。

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

以理性精神始,遵循“教”“学”分离、学中探术、以学言变的路径展开,以科学的史学形态终,是周予同经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以理性精神批判儒家的宗教性,确立经学的学术性质,是周予同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一环。学术性质的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研究经学的产生与更替、经典名目的变化等学术问题探索政治统治术略的变化,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二环。在把经学视为反映政治术略变化的基础上,对经学展开“超经学的研究”,用历史学的方法发掘经典材料,总结经学演变规律,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三环。周予同的经学研究逻辑,蕴含赋予经学史学形态从而延续经学文脉的价值指向,对当下的经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以经术饰吏治”:孙家鼐的为官与为学

孙家鼐因“学而优则仕”走入仕途,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与使命,承当了晚清岌岌可危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责。通过对孙氏奏议和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明鉴其“以经术饰吏治”的心路历程,探讨其在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形势下,如何擘画政局,主盟学坛,显现出社会精英在宫府危疑之际所起到的维系和支撑作用。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从书籍史的角度看汉代儒经的制作、流通与阅读

经,本意为织布机的纵线,织布时纵线不变,引申为恒常之意,儒经指蕴藏儒家恒久至道的文字著作。儒经中的仁义思想成为汉代士人反思秦政的有力武器,自武帝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儒经的制作、流通、阅读贯穿整个汉代。制作儒经的材料以竹简为主,以木板、帛、石碑为辅,无实物留世的儒经由先秦遗儒口述重新写定,国家利诱士人消费儒经,形成有组织的儒经生产机制。汉代官学教育保障儒经的广泛流通,皇族和豪族的藏书为儒经的传播流通提供实物支撑,允许民间自由藏书的政策使儒经的阅读群体扩大。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以功臣为代表的豪族、以小势力地主为代表的寒族是汉代儒经的主要读者,阅读儒经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时代要求,儒经经义渗入汉代的各类制度,内化为汉人的精神风貌和日用习常。

(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考辨三篇

清代(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著录典籍《尚书注》无卷数,存于卷百八十三经部(书类);《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存于卷百八十四史部(正史类);《元包》五卷,存于卷百八十五子部(数术类)。笔者采用目录学、校勘学等方法,从书目卷数、提要内容、作者时代、归属类别等方面出发对这三部典籍进行考辨,校正讹误,考证源流,在与其他目录著作对校的过程中进行梳理,力图有所补正。

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唐代学术有其独特的发展环境和多方面的成就。从形式上看 ,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征 ;从内容上看 ,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唐代学术是处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学术 ,这不仅表现在时代的自然连接上 ,而且表现在学术传承上。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从本质而言,历史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历史文化素质和历史认识能力,促使其达到解决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正确把握和自觉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可以从综合的角度划分为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主要针对统治者尤其是对帝王进行的历史教育、各级学校中的历史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化)活动和其他非教育活动中的历史教育等三个大的研究层次,以探讨其在目的、对象、途径、内容、功能等诸方面的特征。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 ,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 1 93 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 ,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 ,对传统采取两分法 ,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 ,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 ,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儒医的文脉溯源与时代思辨

儒医作为一个社群名词,其足迹可谓遍布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在思想上理解并接受儒家文化理念,行动上遵行儒家厚德怀仁道,又以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为其内心准则,这样的一群宗儒习儒的医者与习医业医的儒者皆可视为"儒医"。儒医不仅意指因穷理而医术高深的儒者,同时更涵摄医者厚德怀仁般的儒家之心。由此,秉持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并综合运用中医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整合方法,通过医史文献观、生命文化观、隐性知识论三重面向来思辨儒医的历史生态源流,这对于儒医文脉的追本溯源、创新理论和指导实践将大有裨益。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移书让太常博士》的文学价值与经学史意义

作于汉哀帝建平元年的《移书让太常博士》,与当时的《易》学通变思想有关,与修习《左传》等古文经的学术风气有关。通变观念和古文经修习风气,为此文提供了思想资料和情感基础。作为移体文章,《移》文对今文经学保守壁垒的批判,给经学界带来巨大冲击,对汉代经学转型乃至在整个经学史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