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楚国丝绸中的龙凤合体造型探析

针对楚国丝绸纹样中存在的一些龙凤合体造型,以类型学将这些纹样进行分类,通过追溯这些纹样的形态,结合从先秦文献中归纳出的天文学原理,以及楚王族祖先的职业等要素,分析了其中的象征意义。研究表明,楚国丝绸中的龙凤合体造型是楚人对当时天文学原理的描绘,属于天体崇拜范畴,并非图腾的概念,凤纹是楚国在天文学中对应的分野,龙纹则是作为凤的交通工具出现的,这也是龙凤合体的主要原因。

楚国丝绸纹样中的几何形骨架探析

以大量的楚国丝绸纹样为研究对象,按照纹样内部骨架的差异对其分类,归纳了其中存在的两类几何形骨架,即菱形骨架和矩形骨架,分析了这两类骨架在画面中的各种视觉形式和作用。研究表明:菱形骨架和矩形骨架提高了楚国工匠的工作效率,在画面中营造出了较强的秩序感,帮助纹样形成了整体的装饰风格,传达了楚人的审美情趣。楚国丝绸纹样在当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是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以几何形骨架定位的方法与20世纪以来现代设计领域所使用的网格不谋而合,在当代众多设计领域中被广泛运用。

符号学视域下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丝绸上凤鸟纹研究

楚墓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中大多以凤鸟纹为主题,对其装饰艺术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文章以考古类型学、符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将楚国丝绸上的凤鸟纹进行分类,分析对比不同造型样式、不同题材组合、不同构图布局的凤鸟纹装饰语言和艺术特点,并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二元互证探讨其中的内涵寓意和象征意义。研究表明: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凤鸟纹已成为当时表达浪漫主义思想感情的载体和追求自由生命信仰的寄托,也是早期楚人精神文化和审美意趣的象征,为后世凤纹等禽鸟类动物纹样的演变和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熊伏羲创世记——四重证据法解读天水伏羲文化

以四重证据法解读有关伏羲号黄熊的历史之谜,结合天水的伏羲文化研究,提示20世纪出土的二重证据长沙楚帛书天熊伏羲创世神话,对接第四重证据——天水本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镶嵌绿松石熊形铜牌,重建天熊神话从史前期图腾崇拜到先秦时期楚国神话文本的建构历程。对作为一重证据的传世文献哑谜——《礼记》孔颖达正义引《帝王世纪》的一种说法:"帝庖牺氏,风姓也……是以称大皡,一号黄熊氏。"做出大、小传统贯通的系统性阐释。楚帛书天熊伏羲叙事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记录的创世神话,而伏羲号黄熊和黄帝号有熊的对应现象,暗示着《山海经》熊山熊穴神话与天熊崇拜之间的内在关联。天熊和神熊观念当来自史前大传统的熊图腾信仰,以辽宁建平出土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熊头骨等实物为证。

楚帛书的宇宙观与古代思想

长沙出土楚帛书反映了湖湘先民对宇宙起源及其秩序化过程的认识。在这一宇宙观中存在道、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等思想,是研究先秦湖湘地区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

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古代创世神话类型研究

楚帛书、夏、商、盘古等中国古代多种创世神话主体都具有创世神与祖宗神统一的类型特征,创世神即是特定族群祖宗神,故可命为世界祖宗型神话。该型神话中世界大体经历从原始混沌状态到光明状态的发展过程。某些神话中,此过程可能被表述为以特定族群祖宗神生殖不同神性子裔的方式暗含创世顺序及不同阶段。创世过程遇到的阻碍或灾难以及被克服,则体现为神族内代际之间的冲突和解决。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这一冲突被遮蔽,创世祖神被塑造成宗法伦理楷模。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主体都具有神人或曰人神的特征,这一主体特征与中国古代巫文化独特发展道路相关。世界祖宗型神话渗透强烈血缘意识和祖宗崇拜心理,其根源乃在中国古代社会聚族而居的聚落方式、家庭和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天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等历史土壤。

楚简帛书法艺术概论

楚简帛是中国最早的手书墨迹。它以其独特的字势、体势、笔法和浪漫的楚风引发了中国书史上隶变的先声。它独特的形制和独特的笔法体系,对书写工具的原创,对笔意墨趣的自觉追求,不仅确立了中国书法的笔墨观念和意境体系,而且对书体的演变和中国书法形制的初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后来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样式提供了先决条件。

伏羲女娲、楚帛书与南方民族洪水神话

女娲、伏羲神话是中国神话史上流传最长、演变最多的神话,较早时期各自独立叙述,女娲神话在北方地区广泛流传,显示出一种农耕民族"地母"和女性始祖神的特质。伏羲神话的流传地区似乎与女娲神话流传地区相近;以后,逐渐靠拢。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他们互相联系的最早文本是出土于南方的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乙篇,这就似乎为这样一种假说提供了证据,即伏羲、女娲相互联系起来以至与洪水兄妹婚神话三者联系起来可能是在南方完成的。于是,女娲在作为女性氏族首领、地母、造人神、高禖神等等之后,与伏羲连称并列,更明显地突出了其生育崇拜的意味,与伏羲一道成为整个人类女性和男性始祖神,以至阴和阳的象征(在北方地区)。当其随着民族的迁徙流传到南方以后,与南方各民族的洪水神话结合起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神话中藏葫芦避洪水繁衍人类的姐弟或兄妹。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诠

本文据《周易》通行本,结合新出简帛资料,对《离卦》卦辞和九四爻辞加以整合,并参照秦简《封诊式·出子》篇的案例,对九四爻辞重新加以诠释,还论及《周易》筮辞的取象与图像诸问题。

“亘”与“亘先”——上博楚竹书《亘先》的关键概念研究

文本指出:第一,同意《亘先》第12号简那两个被李零读作"恒"的字应当隶作"亟止"和"亟心",并读作"极"。至于第1-9号简那六个被裘锡圭读作"极"的"亘"字,文本认为应当读作"恒"。由此,这篇竹书可直接称名为《恒先》;第二,"恒"概念包含"恒先"在内,后一概念是从前一概念分化出来的。学者多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甚至以"恒先"为此一概念的优先表达形式,这是不正确的;第三,竹书的"恒"有别于老子的"道"。在《恒先》中,"恒"只是表示宇宙生化的初始阶段,而"恒先"则推至其极,表示宇宙的端初,跟《淮南子》的"太始"约略相当;第四,"恒"与"天道"在竹书中对应的宇宙生成论的阶段不同。"恒"居于初始阶段,即虚无阶段;而"天道"则居于形下界,是用来描述天地万物生成变化之客观法则的概念;第五,在《恒先》中,"恒"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与"极"并非互为表里的关系。"恒"为恒常义,包含着质朴、静止和虚无的特性,它仅表示宇宙生化的初始阶段;而"极"训"准则",是以"天道"为其内涵的。

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1949—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简帛数术发现与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头30年为第一阶段,几座主要墓葬出土的简帛数术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都发现于这一阶段,可称之为简帛数术大发现的时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第二阶段,几种主要数术著作的出版奠定了简帛数术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简帛数术研究的繁盛期;新世纪以来的20年为第三阶段,非科学发掘的简牍数量大增,简帛数术文献的再整理以及研究的细化是本阶段的特征。通过对简帛数术的研究,可以大致复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基本面貌,在文本整理、科学史、社会生活史、民间信仰与早期道教、数术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展望未来,简帛数术研究一是要加强分工协作和国际合作,二是直探本源,重构早期数术的新体系。

楚简帛墨迹的笔法考察

关于中国早期书法笔法源流和书体演变问题,传统研究多从文字形体分析而少从书写本身求解,始终不得其详。本文以楚简帛墨迹笔法生成为典型个案,通过对其笔法类型与渊源的梳理和对其笔法生成的历史因素与价值的分析,认为楚简帛墨迹的笔法生成为后世书体的体式和审美确立了法则,对推进汉字书体演变和多样化书体类型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战国楚竹书与儒家“理想社会”构建

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丰富材料。楚竹书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的社会关系即"人伦"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楚竹书所见战国儒家政治理想中通过君子个体到家族伦理关系所表达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之一以贯之的精神,构建出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精神的逻辑发展轨迹。由此横断面所管窥出的政治思想,还能使我们联想到其后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似均在这一时期发轫并奠定其主干。

吐鲁番所出《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考释

1997年,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出土一组阚氏高昌某郡仓曹收纳、毯等物的帐簿文书,整理者命名为《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研究后可知,本组文书为永康三年(466)高昌郡仓曹文书。文书中向官府输纳、毯者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官府控制的织造户。《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所记为高昌郡仓曹收纳织造户纺织物,偿还加工过程中相关杂用后获得的纯收入。《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反映了织造户在官营作坊织造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发生时间考及其他

上博简(五)《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当是一篇。简文中日食发生的时间,应在齐桓公四十一年。此时,竖刁和易牙在齐桓公朝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他们多年用心的结果。易牙、竖刁朋党群与,惟利是视,其危害性为鲍叔牙和隰朋所认识。鲍叔牙、隰朋作为正直的官员,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借助日食这种天象,对桓公讽谏。管仲在临终之前,也曾经劝诫桓公。齐桓公听取了谏议,决定任用贤者,并发布命令,进行各种设施的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上行文书的来源及形成

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上行文书,其内容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撰写并呈献于君主的他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些文书内容是经后人抄写整理编辑而成的,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纵横家亲自上传给君主,由史官保存,后交与编写者;另一个是散见于社会上的部分纵横家上书,被门人弟子抄录或被追随者抄录保存,后又辗转到编写者手里。它的形成原因有两个:战国时期争霸活动的需要、选官制度的缺失、个体精神的释放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而为回复君命、为传递情报、为仕途升迁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