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丝绸业的逆转与东海丝路的兴衰

中日丝绸交流长达两千余年,一直是东海丝路上的主角。日本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中国先进的蚕丝和丝织技术,为本国丝绸业的迅速发展乃至后来居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从15世纪起,日本利用明朝海禁导致国内市场扩大而放手发展丝织业,又因进口生丝造成白银大量外流而努力发展蚕丝业,从而建立起"养蚕——缫丝——丝织"完整的丝绸生产体系,彻底摆脱了对中国丝织品和生丝原料的依赖,最终使东海丝路因丝绸贸易日渐萧条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保持科技优势以掌握国际贸易主导权、通过双向交流以确保国际贸易航路长盛不衰,应是我们在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时予以汲取的宝贵历史经验。

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与套汇：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至19世纪,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巨量白银流入有两个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本文考察了这两个因素形成的机制。与晚明时期类似,当前我国也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政策所致。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

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并提出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白银的流通和价格。但与西欧国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早已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差无几。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因为极端轻视对外贸易,轻视制造业,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斯密显然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重要性,所以,他屡屡对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提出批评。斯密的思想成为当时英国的官方学说,并进而可能影响了英国的对外政策。

论元代矿产品的流通政策

结合元代财政经济 。

19世纪初叶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反差现象研究

18—19世纪之际,出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先前和中国进行贸易的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淡出中国市场,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英国与美国仍能保持其对华贸易不坠,甚或快速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当西方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交换物品——美洲白银发生危机时,英美两国较好地解决了替代产品,美国依靠人参、皮毛等,英国先是依靠印度棉花,继而依靠鸦片重建对华贸易结构。

清代重庆公估局与地方商贸秩序

清中后期,重庆民间白银的使用量增加。假银泛滥、银两成色不统一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有碍商家的经营且易导致商家和民众的利益受损。主导重庆商贸秩序的八省客长推动成立白银公估局,并对公估局的运作流程、职责进行了规范。公估局的成立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商贸秩序,体现了局绅主导的公局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

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 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 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 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 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 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

17世纪初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

17世纪初,世界贸易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来的欧洲殖民者为贩运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于是在东亚海域形成了全球贸易。而此时正值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洋贸易,因此大量的中国海商涌向海外,在与欧洲殖民者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他们以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取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

鸦片战争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

明朝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贸易的发展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顺差大量的白银内流使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成为可能;以贸易为媒,海外新物种的引进,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贸易的发展也间接促使了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

全民碳信用交易体系初探

在全球碳金融视野中,个人碳信用的金融和商业价值长期被忽视。文章通过对全球碳排放控制总目标的分解和个人基本碳排放权限配额的规定,合理地绕开了全球碳排放总量和个人间接能源消费量难以定量测量的难题,巧妙回答了人们关于个人碳排放权量化难的困惑;并采用倒推分析方法量化了个人初始碳排放权,界定了个人碳信用及其金融和商业价值。在"碳币"和"碳汇"概念的基础上设计了"碳银"概念,勾画了全民碳信用交易的"碳银"模式和体系,探讨了我国构建全民碳信用体系的思路和途径,提出了将人民币与"碳银"绑定,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国际化进程等构建全民碳信用交易体系的政策建议。

16—18世纪澳葡、荷兰人、日本人运出的日本白银考述

日本是近代亚洲最主要的白银输出国。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及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从17世纪赴日贸易的澳葡、荷兰商船入手,考证16—18世纪澳葡、荷兰商船从日本运出的白银数量,以及日本朱印船从长崎运出的白银数额。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外学者以往结论的可靠性,兼及日本白银输出对亚洲区间贸易的影响。

“银本位”的中国史——兼议对弗兰克《白银资本》的批评

美国学者弗兰克论述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中心论"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曾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出乎意料的是,多数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持激烈批评的态度,指责此书凿空立论,缺乏中国资料予以证实。本文试图以"中国史料"作为本证,缕述中国历史上金银货币的来历演变,提出唐宋"银本位"说尚不足服人;元代疆域广大,始以贵金属铸为大锭,也开始了纸币与银两的换算,但仍然与现代"银本位"概念吻合。自中明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大冒险,开通了东西洋贸易,尤其是发现了南美特大银矿,具备了对华贸易充足的支付手段以后,刺激了中国以至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而中国史料也记载官员薪俸何时以银支付,以及贸易、商品、纳贿等以银两为基本单位,尤以万历初张居正改革"计亩折银"为银钱使用普遍化的标志。而导致明亡的原因很多,其中英、西战争导致南美白银不能顺利流入北半球,致使中国东南沿海出口贸易锐减,也是明廷财政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在中国引发了类于欧洲的通货膨胀。清代以来亦延续了中国长期出超的优势,晋商之功尤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次大额赔付列强,将多年出超的白银积蓄尽付外手,不仅丧失了近代化急需的资本,而且以此解决了外敌近代化以觊觎、侵占中国的原始资本。

浅析明朝私人海上贸易与白银货币化之关系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变迁。在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的流通货币,但由于明朝社会内部的变动,特别是明朝在对外贸中长期保持顺差,在明朝中后期通过私人海上贸易使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为白银的大量流通奠定了基础。白银货币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逐渐完成,而明朝的白银货币化猛烈刺激了中国的白银需求,进一步拉动了海外私人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双向互动,见证了明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并且成为了明朝与世界联系的纽带,使得明朝参与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初步架构,在世界贸易的整体化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明代中期走私贸易兴起的原因

明清以降很多学者都认为福建人多地少、海禁、贪污腐败等因素是导致明中期走私贸易兴起的主要原因,但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这些都属于恒量因素,不会引发社会经济的剧变。明中期出现的最重要的变量因素是以"赋役征银"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货币供应不充分,普通百姓手中无银,为寻找白银缴纳赋税,他们冲破海禁,奔向海外,开启了艰难的"贸银之旅"。由此可见"赋役征银"才是走私贸易兴起的根本原因,而葡萄牙人东来与日本银矿的发现则是外因。同时,这也说明16世纪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中国外销银器研究回顾与新进展——兼论18世纪广州的银器外销生意

前言明清以来,海路交通迅猛发展,中外贸易交往频繁。从中国销往海外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当年远销海外的商品,几经流转,如今散布在世界各地,成为中外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见证。18~19世纪,中国外销商品除瓷器、丝绸、茶叶和漆器等外,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门类——银器,即中国外销银器(Chinese Export Silver,下文简称外销银)。它的发展演变和对外传播的历史本身就与彼时全球海洋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成为海贸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等多重意义。

论白银资本对明清山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河东盐业为例

河东盐池在中国古代是重要的食盐产区,所产食盐销往山西、河南和陕西的一百多个州县。通过河东盐的销售,山西地区相对于河南、陕西形成了地区间的"贸易顺差",由此导致白银长期流入山西,山西地区的白银存量持续增加。白银流入促进了明清山西的经济发展,也是明清晋商辉煌发展的重要原因。

清水江木材商贸与苗族银饰关系研究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通过国家财税制度的改革,以及海外贸易的出超,中国的白银储量大大增加。随着明清政府及民间对木材需求的增加,林木丰茂、水运便利的清水江流域得到了开发,木商贸易在这一地区逐渐兴盛起来。而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则通过木材贸易积累了大量白银,并将白银加工成各种精美的银饰品,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苗族银饰文化。

鸦片战争前白银外流现象述评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白银外流现象已经较为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鸦片贸易,二是中外货币的不等值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