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程婴救孤故事的记述与司马迁的人生体验

司马迁记录“程婴救孤”故事不是“采摭荒诞”、“爱奇”,而实是司马迁开拓挖掘历史材料的重要表现。司马迁记录“程婴救孤”故事有其深刻的心理基础,是其现实人生体验与历史人物遭际发生共鸣的结果,其中蕴涵着司马迁深刻的幽愤和人生思考。

孔子神韵的独特演绎——《史记·孔子世家》探微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存在不少有争议的笔墨 ,这正好折射出司马迁所意欲表白的一家之言。对这篇史传中有争议材料的分析 ,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以对孔子才干刻意夸大 ,是为了反衬孔子不幸的悲剧命运 ;同时 ,他是将孔子视为具有灵活处世能力而非生硬呆板者而加以描绘的 ,并不惜用大量轶事揭示其不废原则、勇于权变之思想特征及忍辱忘忧、奋发有为之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独特描绘 。

从“究天人之际”论司马迁的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近年来深受学术界及教育界的关注。批判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纵观中国传统史学也不乏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史家,如司马迁。司马迁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背景下大胆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重大命题,审慎思考天人关系,再次论证"天人相分",强调人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一思想成就正是司马迁批判性思维的结果。

司马迁的人性论及其经济观点探析

在《史记·货殖列传》里 ,司马迁汇集并分析了前人的商业行为与经济思想 ,提出了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观点。他的这一观点 ,有其重要的理论依据———人性假设。司马迁认为 ,人性一是有求利的动机 ,二是有享乐的欲望。统治者应该因势利导 ,运用各种手段来规范国家农工商业的发展。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历史”史观的基础上,肯定了法家人物在历史变革时期不可替代的作用;客观描述了法家人物固有的局限性;深刻剖析和批判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并依此对司马迁评价法家人物的矛盾说提出质疑。

志古鉴今,垂范后世——析《史记·五帝本纪》的作意

司马迁在《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中,通过再现上古五帝勤心戮力、治理天下的贤君形象,展现了五帝"法天则地"以化育万民的美政,以及宽厚仁爱、尊贤尚让的美德,尤其以五帝之"是"反衬今上之"非",寄寓着太史公以史论治、志古鉴今、垂范后世的深意。

从司马迁的作品看其人生情趣

本文从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和《报任安书》入手 ,结合其人生经历 ,指出司马迁的作品呈现出“爱奇”的审美情趣和坚韧不拔的人格魅力。

试解“天人相分”何以衍生出“圣人”专制——兼补说“六不治”

本文论证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于历举扁鹊医案以后,"病有六不治"的一段议论,可能与贾谊《治安策》(《陈政事疏》)开篇所谓"可为长太息者六"有相对应的关系,似乎暗示着,在"痛哭者一"逐渐解决的历史潮流中,出现了"流涕者二"随之克服的曙光,但是"长太息者六"将由弱变强,一语成谶,亦即"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所蕴的深意。同时认为,"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实指在司马迁看来,"阴阳并"之后汉武帝在信好鬼神上越走越远,对于"针道"可能产生的治疗作用视而不见,却万分警觉于"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的忌讳,以至到江充制铜人针刺其腹,行嫁祸之事而成功的时候,武帝自身也终于陷于"藏气不定"之境,江充虽为诬陷,卫皇后和戾太子虽无辜,武帝却以自身行动坐实了这个空穴来风的诅咒。随着大规模迫害的展开,武帝"病"入膏肓。本文最终认为,"天人相分"何以衍生出"圣人"专制,实在是荀子学说的关键"内伤",与司马迁意图"超越"而着手建构的核心所在。关键可能就在于司马迁对荀子守"数"概念的继承与更新。

司马迁怎样写历史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历史,并赋予了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司马迁自己称之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本文以司马迁如何"厥协"与"整齐"历史文献,构建中国古代史为主题,提出司马迁编写历史著作的基本方法,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详变略渐、熔铸改写。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司马迁历史方法论的基础。

如何正确理解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

司马迁的通变历史观在《史记》中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明确宣扬“循环论”,宣扬“三王之道若循环”、五德终始、天运呈周期性变化等内容;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宣扬的循环理论之循环周期太长、循环对象无具体内容作参照,因而事实上无法在汉王朝以前的具体的历史撰述中体现出循环,使《史记》所撰述的具体历史内容没能体现出循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使司马迁研究者在理解其历史通变观时产生了分歧。

历史中的文学品格——《史记》人物描写艺术新视角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实录”历史并“活现”人物。进步的唯物史观 ,独到的五体结构 ,繁而有统的艺术手法皆极具创造性 ,使作品宏观文本与微观文本水乳交融 ,鲜活逼真的人物层次分明 ,赫然在列。《史记》终成文史一炉的巨著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中“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的矛盾统一与超越

"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在《史记》中的综合运用,表面看来它们所代表的叙事方式水火不容。可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两种叙述方式一属于史官之职,一属于史官之志。在叙事结构内部二者是没有冲突的。非但如此,两种方式相互统一,共同为表达主题思想服务。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域文化观

《史记·货殖列传》历来颇受学者关注,其研究篇目"居《史记》各篇研究之首"[1]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阐释,着眼于地域文化展开深入研究的前人亦有所涉及,但成文时间较早,且多为地域考证方面的研究。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史记》及司马迁创作精神的认识,从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经济基础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变化的地域文化以及大经济区划中的小经济区划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论司马迁屈原创作研究的重要贡献

司马迁的屈原研究没有停留在一般人物传记的编撰上,而是结合屈原生平行事和社会环境,记述了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总结了西汉前期屈原研究的学术成果;探讨了屈原作品传播的情况,提供了解读屈原作品的方式,把一篇人物传记写成了文学评传。

游侠的观念与记叙——从司马迁到班固

借史家之书写窥管龠,探讨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版本《游侠传》背后的意图。《史记·游侠列传》是对以政府为标准的“仁义”观的挑战,追忆上古时期的乡约,这也与司马迁的价值相符。而《汉书·游侠传》则一律摈斥民间秩序,班固书写的意图不仅仅是泯灭除官方外一切的价值认知,更深的用意是为特定历史时空下国家话语空前扩张的发声。班固的《游侠传》也实质证明了士人精神的重新抬头,是东汉士风的先声。

论司马迁著《史记》时的流泪垂涕和废书而叹

《史记》中记载,司马迁在著述时曾流泪垂涕各一,废书而叹了三次,这叹息声和泪水,正当是史公在对两千年历史的观照中由时代冲击所流露的深沉感慨,同时,现实中的个人遭遇也是司马迁流涕和哀叹的重要原因。而司马迁的这三次"废书而叹"和两次流涕正是他感情的直接发抒和发泄,因此这叹息和流泪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抒情意味。

《史记》性质的另类审视——作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

文章试用表格的形式,统计出《史记》列传中的学者人数以及这些学者所属的流派,通过以上量化统计分析,得出《史记》除了作为历史著作之外,还兼具学术史专著的性质,对后世的学案、学述、学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对《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倒书现象的分析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有七十条,且很有规律,对于这一奇特现象的成因,众说不一。笔者通过对《将相表》的创作目的、正书和倒书内容的特点以及以倒文形式在表中作附文的合理性等几方面的比较与分析,认为《将相表》的主题是为了突出汉兴以来将相名臣的历史功绩,其中的倒文是表中于主题之外的附文。

司马迁历史人物评价理念试析

历史人物评价是中国史著的主要内容,其中既有一定的形式,也富有值得称道的评价理念。在司马迁笔下,不论历史人物是贫贱还是富贵,也不论其最后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有可称道的道德表现或事功作为,就会进入他的视野。具体而言,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理念主要有:信而有征,实事求是;继承《春秋》笔法,推崇善恶褒贬;对事功充分肯定,但不作为最高标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不以成败论英雄;秉持公正和不朽理念,捍卫世间正义,彰显历史人物于后世。另外,在这些理念背后,有着"天人关系"这一广阔的视域。这一视域对认识和理解司马迁的历史人物评价理念颇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