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

公司法以调整公司的设立、运营和解散为主要目的,其规范构造也主要采用内部生效规则,与合同法等交易法主要关注外部合同如何成立、生效有明显不同。这种公司法与合同法分野的逻辑,虽有利于区分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调整任务及分工,却忽视了交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干预特定交易之成立对于维持公司法人格的重要性。公司法依托合同工具而成立,对于公司这一拟制主体,仍需解决基于董事或经理等自然人之代理行为而成立的交易如何归属于公司的问题。公司法首先建立了代理行为的“合法原则”与“职务原则”。同时,区分常规交易与特定交易,前者仅需董事、经理或雇员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即可成立,后者尚需取得公司内部机构的审议或同意即私法上的批准行为方可成立。因此,公司交易可能是由一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也可能是由二元性或多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批准行为,不仅具有形成公司内部意思的效果,还具有决定外部交易是否成立生效的表示行为的力量。合同行为造就了公司,公司也不应完全游离在合同效力之外。唯此,才能形成控制公司代理人行为的有效机制。

商会关系、声誉机制与代理成本

以中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家(董事长或总经理)商会关系资本与企业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家个人声誉机制对上述关系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商会关系能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且企业家商会任职层级越高、任职种类越多,抑制作用越显著;当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以及兼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的社会身份等个人声誉时,商会关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较弱;渠道检验发现,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企业家商会关系作用于企业代理成本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家行业协会关系、国家及省级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商会关系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关系社会资本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作用机制,为深入理解商会关系文化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论数字时代侦查机关收集通信信息的法律规制

我国目前虽然已初步构建起规制侦查机关收集通信信息的法律体系,但这一体系未能较好地因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存在诸多不足。在数字时代,多元化样态的通信信息背后承载着不同的保护法益。立法者应当区分这些不同的保护法益,依循通信信息类型的本质特征,作出合乎比例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具体而言,我国应从如下方面加强法律规制:一是由刑事诉讼法为某些新型侦查措施提供特别授权依据,以符合宪法要求;二是按照通信信息类型的不同,以比例原则为指导进行相应密度的法律规制;三是大幅度提升扣押邮件、电报措施的法律规制密度;四是对查看嫌疑人手机通信内容信息的行为进行独立授权;五是建立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相应保护机制。

个人征信机构自动化决策的风险识别与区分规制

个人征信机构运用自动化决策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信用评价与信用反欺诈产品或服务,可能因传导不实信息、复现社会偏见与歧视、弱化人类决策个性化空间等对人的权益产生风险。通过对个人征信机构自动化决策应用场景进行分析发现,信用信息查询类产品可引发“算法黑箱”风险,信用评价类和信用反欺诈类产品可同时引发“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风险。我国现有法律衍生出个体赋权机制、透明度义务机制和第三方主体外部监督机制,以应对自动化决策引发的各类风险,但单一的规制机制较难解决个人征信机构自动化决策的风险规制难题。对个人征信机构自动化决策的风险进行规制,需要综合考量规制对象、规制目的和规制实效,并以个人征信数据处理关系为分析背景,建构公私法规制机制相衔接的立体化风险规制框架。

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定职责研究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式施行,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该法主要规制的是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私主体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虽然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不当行为亦有所涵盖,但在规制路径上尚未进行明确区分,从而可能增加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风险。从行政法的视角分析,行政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因此在理论层面,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需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核心考量,并引入比例原则作为指导;在实践层面则需完善相关程序性规范,强化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努力实现行政管理活动中个人信息处理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特级教师成长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义务教育阶段5位特级教师为对象,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特级教师成长的路径及影响因素,发现我国特级教师成长有一整套成熟的支持性制度和路径,即学校选拔培养——区域选拔培养——省级选拔及省与国家培养。由此,个体教师获得更宽阔的学术视野、更优秀的引领者、更多元更宽广的发展平台,其教育教学能力、领导力、使命感迅速提升,成长为一名卓越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是一个漫长、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的过程,教研、竞赛、专家指导、高端培训、平台是其成长的重要途径。影响特级教师成长的因素如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为教师发展创设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成长空间;从国家到地方的支持性政策举措为教师发展提供了诸多机会;教师自身的进取精神、社会担当让他们恰逢其时地脱颖而出;个人能动性是教师持续成长的内在动力源泉;重要他人在成长关键节点给予的帮助让教师成长更为顺利。

超大互联网平台中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督机构的元规制论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引入了超大互联网平台中负责监督个人信息保护情况的独立机构,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新。从法律定位来说,其本质上是行政法上的元规制机构,是互联网时代私人参与公共任务的一种新形式。尽管监督个人信息保护情况的公共任务交给了私人的独立监督机构,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摆脱公法的约束。具体来说,独立监督机构应受到民主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合作原则、基本权利保护原则、辅助性原则和效能原则等公法原则的约束,这在未来制度的进一步细化中均应体现。除此之外,政府强制平台承担公法义务构成对平台企业营业自由、平等权和公平竞争权之限制,也应受到公法规范。该制度在优化平台治理生态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应用范围可扩大到信息管理、信用治理、交易监管和科技伦理审查等诸多平台监管领域。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实施情况考察——基于广东省22471份行政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承载了“告官见官”的愿望,但对其实施效果说法不一。本文以广东省三级法院2014至2020年间作出的22471份行政判决书为样本,研究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及其对裁判结果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较立法前有显著增长,但较低行政级别负责人出庭应诉居多;负责人在出庭应诉案件类型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负责人在不同的法院层级、案件审级中出庭应诉情况存在明显差别;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与行政机关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行政诉讼案件总量呈负相关关系。回归分析显示,负责人出庭应诉基本上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负责人“应出尽出”的规定难以得到严格执行。对此,可以通过分层目录制划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减轻其出庭应诉负担,实现“出庭一次代表一类”的效果。同时,行政系统在设置行政应诉考核标准时,不应简单地考核出庭次数,而应把负责人庭审表现、纠纷化解情况等因素一并考虑在内。

诗歌与不确定世界中的感知问题: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里管家被移动的摇篮

诗歌同时拥抱生活和语言。叙事诗最重要的是讲故事,它提供了关于追寻个人能动性的范例,不管这追寻能否实现。诗歌《坎特伯雷故事》揭示并评论了14世纪晚期西欧所面临的知识、感知、策略方面的不确定性危机。本文探讨《管家的故事》如何诗意地处理不确定世界里的感知问题。在故事的关键情节中,一位心怀不平、寻求报复的访客在深夜将婴儿摇篮从大人平时放置的位置移开,给婴儿的家长——屈鲁宾顿一位爱欺负人、常偷窃的磨坊主西姆金带来了多重灾难。摇篮表现出的不稳定性使它成了一个有力的诗意象征,象征着许多行为和人工系统类似的不稳定性。这些系统在故事一开始被西姆金用来表现他的家庭、经济及社会政治坚不可摧。由于两名愚蠢的剑桥学生稍显笨拙的努力,这些系统的暴虐谎言得以暴露无遗,其创造者的社会伪装因家庭背叛而被进一步撕裂。

人格研究中的“能动”与“共生”及其关系

能动意为个体通过权力、控制等方式追求自身的独立;共生意为个体通过关爱、交流等方式追求融入集体。能动与共生是一种人格分类系统,能够对特质、动机及价值观等领域进行有效划分。对于能动与共生在不同的人格领域中是何种关系,以往的理论和研究存有分歧:在特质领域中正交关系受到了较多支持,在动机领域中存在着对立与不完全对立的分歧,在价值观领域中存在着对立与正交的分歧。分歧的可能原因包括研究者对于概念界定的差异、不同人格领域的独特属性以及领域间的相互作用。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文化对于这两者的含义及关系的影响,考察这一分类系统在中国文化中的适用性。

始成年期自我同一性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Erikson将自我同一性看作是终生发展的过程并把18～25岁作为发展的关键时期,Arnett根据后现代社会的现实环境将这一阶段命名为"始成年期"。始成年期自我同一性对情感、工作、世界观等自我同一性发展领域的关注度相对青少年期更广泛与深入,发展任务的繁杂使始成年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更具波动性,并随着个体逐渐成熟而更多处于同一性的高级状态。后现代社会属性是始成年期自我同一性问题的根本,原生家庭持续影响始成年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学校与工作单位这样的社会机构构成近端环境直接作用于始成年期自我同一性,自主性在始成年期个体与其家庭及所处社会机构的交互作用中对自我同一性起到关键性调节作用。

基于质性文本分析视角的开放科学数据与个人数据保护的政策协同研究——以国外资助机构为例

[目的/意义]针对国外资助机构进行科学数据开放政策与个人数据保护政策两类政策群之间的政策协同评估,以期从质性文本分析的研究视角为国内资助机构制定与完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提出政策建议。[方法/过程]文章首先从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和个人数据保护政策两类政策群中分别选取目标政策,其次通过质性文本分析法针对目标政策构建两类政策群之间政策协同观测的政策文本分析类目体系,然后针对国外资助机构发布的开放科学数据目标政策进行两类政策群之间的政策协同评估,最后依据政策协同评估结果针对国内资助机构制定与完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提出政策建议。[结果/结论]应参考与借鉴国外资助机构制定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中的个人数据保护相关政策内容,对国内资助机构制定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依据新出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表见代表及其适用——兼评《合同法》第50条

表见代表是指法人代表的行为虽然超越了法人的代表权限 ,但善意相对人基于一定外观相信其有代表法人之权而与之从事交易行为 ,该代表行为有效的制度。我国立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仅仅是开始 ,仍有许多配套规定亟待完善。

旅行社产品需求个性化和网络采购

本文从旅行社产品原材料的特点和旅游需求个性化趋势对旅游产品的影响的角度, 分析了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旅行社产品生产的必要性,并探讨了旅行社网上采购的B2B模式。

社会诚信建设与个人权利维护之衡平——论征信体系建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是我国推进信用经济发展的标志。个人征信是指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征信机构,收集、处理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的行为。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的目的在于打造诚信社会,而大量的个人信用信息收集又使得个人权利面临重大的危险。个人信息之上体现的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它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尤其是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的目的之一是事先个人权利保护和促进个人信息的合法合理使用之衡平,反映在个人信用信息这一具体制度构建方面,就是从促进信用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在征信机构的利用和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论夫妻共同债务“时间”推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确立"时间"推定规则的司法效果极不统一:有的法院直接适用,但会导致对非举债方的不公平;有的法院间接拒绝,继而向其他认定标准回归;一、二审法院也常常做出相反判决。就规范意义而言,"时间"推定规则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体系中的一环,是调整夫妻债务外部关系的规范,应适用于超越日常家事范围的情形。基于婚姻家庭法上人身规则的特性,"时间"推定规则原则上推定夫妻债务为共同债务,但排除婚前个人债务、专属于一方的债务以及无偿行为所生债务。在债权人非为善意时,适用推定过错规则,免除非举债方的举证责任。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噪声交易研究——基于一个“机构噪声交易者—散户噪声交易者模型”的分析

本文从行为金融理论发展的大背景出发,以噪声交易作为研究主题。首先介绍了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噪声交易理论;接着简要介绍了噪声交易理论的基本模型—DSSW模型,为将其应用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并提出一个改良模型做好理论铺垫;然后在DSSW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原创性地提出了一个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噪声交易者一散户噪声交易者模型",以分析说明我国噪声交易者的生存机制及噪声交易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并得出相应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述评

协调股东与经理的利益冲突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传统代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理管理防御研究对解释企业现实经理人的财务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阐述经理管理防御兴起的理论基础上,有机梳理企业经理在外部控制权市场和在内部财务管理活动中的管理防御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从而指出未来中国经理管理防御问题研究的重点。

农村信用社一级法人社管理模式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按照我国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提出了陕西省农村信用社一级法人社组建成功以后的管理模式,即省联社管理模式、县一级法人社管理模式与信用社基层社管理模式,并论述了各级管理模式的关键环节与主要内容,这一设计思路可以为推进陕西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转变提供依据。

CEO权力、审计行业专长与税收激进度

税收激进行为可视为一种公司代理问题,代理人特征无疑会影响税收行为表现。以我国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CEO权力作为代理人特征的切入点,探讨其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以及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约束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越大,公司税收激进度越高;进一步地,纳入审计监督机制后,所聘事务所的审计行业专长对该关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可为税收政策制定及监督机制完善提供有益参考和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