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凡入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思想和共同体理想刍议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身上发现人”的创作原则以及对人之概念的区分,可以看出他的“一般之人”和“全人”二元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白痴》等尤其反映出作家对梅什金公爵们由凡入圣之理想的进阶模式。梅什金们多重而非完整的形象和面容,最终关系到身份认同和民族思想等现实问题,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和文明史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和俄罗斯民族的“全人”理想和关于世界和谐之使命的看法,与俄国斯拉夫派所创立并不断加以诠释的“聚和性”思想,均属殊途同归的共同体理想,在特定时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同意义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的启发下产生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创作和巴赫金的理论叙事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具有同样性质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他们以不同的叙事方式揭示了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的“聚合性因素”和“存在主义(对话主义)因素”。所谓“聚合性因素”就是以“爱”的终极原则取代绝对主体的权力,从而将人类引向整体复活;所谓“存在主义因素”,准确地说是“对话主义因素”,就是对绝对真理的否定,从而将叙事指向由“涵义”走向“意义”的理想的审美世界。

霍米亚科夫论教派对立和俄国与西欧的差异

霍米亚科夫提出"聚和性"学说,把东正教理想化,东正教是他极力肯定的一面。霍米亚科夫一直把理想的东正教和现实的天主教、新教进行对比。他在西方信仰中看到的,差不多都是缺点;而在东方的俄国的信仰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缺陷。西方信仰是他极力否定的一面。霍米亚科夫期待,东正教通过俄国,可以导致所有文化体系的改革。这是他的使命论。在俄罗斯哲学中,霍米亚科夫最早把西方基督教和整个唯理论体系等同起来。他试图从教会思想引伸出哲学和所有文化的基础,但他偏离了教会。霍米亚科夫的思想模式有助于我们认识俄罗斯的心智特点。

试析俄国民粹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观

文章通过对俄国民粹派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分析,指出其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东方特有的村社传统和共聚性思想,且糅合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而其理论的主旨在于强调个体在社会主义集体中既要和谐相处、又必须得到发展的思想。

“мы с кем”:俄语中的集体无意识和聚和性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印模和言说者的世界观。不同民族的语言有其恒定的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而语言思维模式又具有超逻辑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本文尝试从"人文中心论"视角去探讨俄语中"мыскем"这一超逻辑性表达模式产生的人文历史渊源,揭示其中所包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聚和性"特征,并从词义、词的结构以及成语性固定组合单位中进一步挖掘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所体现的"聚和性"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实质上是民族思维或精神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根据浸润着人类精神的语言可以追踪特定民族文化行为的普遍趋势。

“聚合性”: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以往对巴赫金"复调"及"外位性"概念的理解多关注其对话的开放性,而往往忽略其基于"涵义"概念的统一性。巴赫金的统一性观念在文化的叙事结构中是对"聚合性"的移置,在诗学层面上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爱的统一"叙事的抽绎。因此,要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既需要借助于外位性概念,也要理解这些概念背后的文化叙事结构。

早期斯拉夫派宗教哲学家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阐释与批判

斯拉夫派宗教哲学思想的生成得益于两位奠基人霍米亚科夫与基列耶夫斯基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阐释与批判,梳理这一影响关系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俄国宗教哲学中的西欧思想源流。霍米亚科夫与基列耶夫斯基承接了超越主体二元论与探索神秘学这两个德国唯心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结合东正教信仰与希腊教父传统,最终创建了斯拉夫派特有的聚合性哲学。斯拉夫派宗教哲学家认为,聚合性哲学克服了西方世界的主体二元论矛盾,同时更深入地领悟了神秘学的奥义,摆脱了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束缚,最终获取了对整全真理的全面掌握。通过论述早期斯拉夫派宗教哲学家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阐释与批判,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斯拉夫派宗教哲学家的相关理论是对西欧思想史中重要问题的继承与发展,这便赋予了俄国宗教哲学一种超越民族性的普遍意义。

伊万诺夫的悲剧思想研究

作为独具个性的悲剧作家,伊万诺夫对古希腊悲剧艺术有很深的研究。在对酒神崇拜的探索中,他分析了古希腊悲剧消亡的原因,提出了悲剧的本质内涵。在《塔坦罗斯》《尼俄柏》《普罗米修斯》等戏剧的创新实践中,蕴含着源自古希腊悲剧的惩罚主题,也运用了他自己的象征艺术手法,并在艺术综合的文化背景下,提出了聚和性①戏剧理念。伊万诺夫热衷于复兴以古希腊传统为导向的悲剧艺术,以他重视的古希腊神话为载体融入现代思想的悲剧创作,表达了克服个人主义的愿望。伊万诺夫期冀以艺术拯救世界,为摆脱文化危机寻找一条路径。

论伊万诺夫的聚和性创作理念

伊万诺夫是俄国白银时代象征主义重要理论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他在古希腊文化(酒神)研究、象征主义理论阐释以及现代文化和文学等方面的探索皆有成效。其关涉艺术的起源、分类、特质与使命、创造性个性和自由以及戏剧的发展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无不渗透着聚和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伊万诺夫践行"艺术综合"理念,并结合宗教元素走向"新综合";高度评价宗教神秘剧的创作尝试,突出色彩、音乐、宗教仪式等元素综合的聚和戏剧模式;关注合唱、全民艺术等艺术形式的统一性特点;阐释酒神崇拜的聚和性仪式特征及集体主义精神。伊万诺夫以开阔的知性视域彰显的聚和性创作理念成为文艺思想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聚和性”与果戈理的创作理念

作为俄国19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作家、剧作家和思想家,果戈理站在普希金留下的位置上,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民族性传统,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果戈理时代"。他的创作对其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学巨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的代表作《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始终被视为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不断为世人所熟悉的同时,成为俄罗斯文学中许多创作的重要源头。长期以来,对果戈里的创作,人们多囿于考究其现实主义倾向、艺术特色、美学思想和宗教人道主义。而其实,"聚和性"作为东正教的核心教义和"根植于信仰之物",更是果戈理创作的精神依托,它是果戈理创作中的"博爱"之根和"含泪之笑"的美学之源,亦是果戈理笔下通向灵魂复活的"天梯"。

“聚和性”与俄罗斯文学经典中的怪诞现实主义

本研究通过考察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关系,指出,国内外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经典中怪诞现实主义的研究往往借鉴了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理论,却忽视了其所指涉的具体的文化背景。“怪诞现实主义”是巴赫金在研究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中提出的。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它源自民间诙谐文化。本研究认为,由于俄罗斯文学与拉伯雷的创作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故对俄罗斯文学中此类现象的研究不应照搬巴赫金对拉伯雷的研究,而应立足于巴赫金所提出的“长远时间”,即在俄罗斯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背景来看,“聚和性”才是此类文学现象的根本源泉,并且也与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多元共生”的理念作为“聚和性”的精髓,正是其本质内涵。本研究也揭示出“长远时间”理论对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艺术形式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文学创作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这是文学批评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话题。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以其独特的艺术审美构造承载着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求索。在主人公毕巧林形象塑造过程中,作者采用多视点的叙述,构建其多维的"三位一体"动态形象;通过由外向内的视点结构转换,形象地再现毕巧林对自身心灵的审视与拷问,实现着其对灵魂的救赎;而对主人公直觉意识的探究,则使得小说的整体结构呈现出开放态势,文本形式意义因而得以释放。本文以俄罗斯文化符号学家乌斯宾斯基的视点理论为研究方法,揭示《当代英雄》艺术形式与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融合,以期为小说创作形式的意义分析,探索值得借鉴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