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负效应,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借助GIS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在时序演变上,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现“中段高发、两端低发”的倒V形态势,于1989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在网络拓扑上,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总体规模先增后降,网络结构日趋疏松、联系强度与通达性降低,网络核心由豫、闽等中东部地区向川、黔等西南地区转移,买方、卖方市场分化显著。(3)在空间演化上,犯罪活动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部,拐卖男童南方高于北方;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转移显著,拐出高值区趋向于西南地区,拐入高值区多为中东部地区;贩运路径由“数地高发”转向“全国频发”后逐渐萎缩,跨省与省内贩运现象并存;犯罪网络形成了4个以滇-粤-桂-冀贩运社团为主导的犯罪社团,内部联系紧密,呈现地理邻近性与跳跃性并存的区位特征。(4)在形成机制上,网络节点、网络联系、网络社团3个层面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影响逐级递进,且受多因素影响,具有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

我国犯罪治理水平评估面临的困境和破解路径

提升犯罪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开展犯罪治理水平评估是科学评价犯罪治理能力和效果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犯罪治理水平评估体系构建面临着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方法论选择受限、基础数据缺乏、数据获取与处理困难的困境,这限制了评估工作的深入性和可靠性。为解决这些问题,基于当前我国犯罪数据统计的现实情况,从短期看,可通过评估体系主客观结合、多源数据融合处理、挖掘符合实践的理论方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困境;从长远看,还应通过规范我国犯罪数据统计制度、制定犯罪数据统计标准、构建多方协作的评估体系以及推进评估理论和方法研究等方式进行完善。

高铭暄教授“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评述

关于我国刑法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移植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高铭暄教授作为“肯定说”的主要代表,认为我国选择“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理论置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具有“入罪”功能,也具有“出罪”功能。此外,要准确评述高铭暄教授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观点,还必须充分把握比较对象理论上的完整性,避免机械地进行不合理的比较,并通过全面了解自身和对方的长短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罪理论体系。

我国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

犯罪记录查询是为了解、掌握犯罪状况和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经有权限的主体申请,由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对曾犯过罪的人既往的犯罪情况进行核查、询证的活动。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是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则或运作模式,建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既有利于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又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我国有关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定存在抽象化、管理分散化、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完善需要建立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查询数据库,明确犯罪记录数据的采录范围与传输方式,还需要对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查询程序及相关配套措施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使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社会抗争理论视角下仇恨犯罪的类型化省思

我国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但现阶段报复社会等仇恨犯罪现象增加了社会风险的防控难度。而我国仇恨犯罪理论研究疏于从多学科视角和社会治理层面剖析犯罪的生成机制,无法适应仇恨犯罪社会治理的新形势。依托社会抗争理论对仇恨犯罪现象的本体研究,能揭示社会抗争行动与仇恨犯罪生成的内在逻辑,可进一步将仇恨犯罪类型化为基于偏见歧视和个人恩怨形成的“非社会抗争型仇恨犯罪”与基于生活挫折和暴力维权衍生的“社会抗争型仇恨犯罪”。这种犯罪类型化研究,勾勒了仇恨犯罪的深层社会原因,拓展仇恨犯罪的基本理论,可以为仇恨犯罪的精细治理提供新路径,使打击犯罪与化解社会风险相互统筹,对推进新时代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跨境社交网络犯罪治理下的国际网络安全维护手段合作问题

随着信息社会的崛起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信息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事务等各方面,日新月异的信息化运作模式更使网络犯罪呈现空前的隐蔽性和跨国性,因此,网络安全维护手段亟待升级。文章深入探讨了跨境社交网络犯罪的现状,并具体分析X社交平台上的黑灰产业运作机制,揭示其犯罪模式及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探究了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境社交网络犯罪中的合作程度和效果。结果表明,X社交平台上的黑灰产业在国际范围内呈现高度复杂性,使得打击跨境社交网络犯罪的工作难度上升。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策略,以加大对跨境社交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刑法》第13条新解:范畴提炼及其内在关联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刑法》第13条中提炼出来的最高刑法学范畴,而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则是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二级范畴。于是,应受刑罚处罚性与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便构成了《刑法》第13条中的范畴体系:应受刑罚处罚性统摄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递升关系而非两个标准,故二者不存在对立冲突。刑法谦抑性则对社会危害性和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反转关系。社会危害性虽然具有刑法学基石地位,但其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实质根据;罪刑法定性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形式根据,且节制着社会危害性;刑法谦抑性则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反面延伸。最终,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从正反两个方向共同支撑着应受刑罚处罚性。切中内含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关联来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就是对其进行一番深度评注和教义学展开。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是出于深度领会其内容,以让其更好地指导刑法实践和助益刑事法治。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路径优化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必须运用系统思维,不断优化治理措施。社会治理现代化重视法治、自治与德治的融合,也更加强调治理的专业化与社会化,这为公安机关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思路。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公安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当前面对公安机关在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寻找优化治理的新路径,坚持依法治理和专业化治理,注重德治教化,重视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治理下沉以调动社会基层力量,以期提升公安机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成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添砖加瓦。

轻罪治理背景下增设社会服务刑研究

刑事立法和犯罪态势的变化,需要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及时调整。创设新型的轻刑是轻罪治理的一个重要策略。通过考察域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增设社会服务刑这种轻刑。增设社会服务刑是应对犯罪圈扩张的需要,是构建合理的刑罚结构的需要,是行刑社会化的需要。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现有的社区矫正制度和曾经试点的社会服务令为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现实土壤和实践基础,国外社会服务刑的立法为我国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因此,社会服务刑作为一种极具潜力和生命力的非监禁刑,完全有必要纳入我国的刑罚体系,就社会服务刑的性质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主刑的一种,主要适用于轻罪。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路径

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在理念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在犯罪防治方面也存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指导下进行完善,通过完善社会共治法律规范、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共建涉案财物追缴退赔机制、共建联合维稳工作体系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全民共享。

轻微犯罪刑事制裁体系变革的动因、依据及原则

近年来,刑事立法的修改呈现出新的特点及趋势,即犯罪门槛下降,犯罪圈扩张,大量轻微犯罪行为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对刑罚制度的修改未能充分满足惩罚、预防轻微犯罪的需要,亟需对轻微犯罪的刑事制裁体系进行变革。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应确立轻罪更轻的轻罪刑事政策,作为轻微犯罪刑事制裁体系变革的依据。轻微犯罪刑事制裁体系的变革应遵循多元化、社会化、轻缓化的原则,以适应防控轻微犯罪、完善刑事制裁体系的需要。

关于近年来校园暴力犯罪的调查与治理对策研究

文章以北京市法院自2017年至2021年审结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常见、多发的暴力犯罪案件为依据,从国家、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五个层面探讨了校园暴力犯罪的成因,提出了完善不同层级的校园安全立法、引导监护人改善家庭教育方法、突出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层次性、完善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和净化社会环境等治理对策,以实现力量整合,强化监护责任,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和保护,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Grid Management to Promote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Urban Community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Grid Management to Promote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Urban

增权视野下未成年犯矫正社会工作实务探析——以广西河池市X司法所为例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重刑倾向使司法工作者较少关注到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失权”处境。增权既有利于帮助该特殊群体提高适应生活的能力,又有利于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再社会化。对广西河池市X司法所的介入研究发现,从个人、人际和环境3个层面为未成年犯增权,有助于将“他助”转化为“自助”。同时存在案主客观问题易被忽视、社会工作者在矫正社会工作中缺乏独立性、工作成效受限等问题,建议从丰富增权理论运用模式、提高社会工作者地位认同、凝聚多方力量群策群力等层面进行优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三性”犯罪论体系的初构

“三性”犯罪论的构想,源于笔者对什么样的犯罪构成才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现实需要的理性思考,是以承继“四要件”为基,以借鉴“三阶层”为辅完善犯罪论的体系性构想。在路径选择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层次构建上,以“三特征说”为基调,注重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间的协调对应,以社会危害性要件、刑事违法性要件、应受惩罚性要件为犯罪构成,采顺序排列,递进判断,突出强化“社会危害性”的工具属性和实质要件定位。在内容充盈上,首先完善社会危害性要件内涵,以客体要素和程度要素作为评价要素;其次调整刑事违法性要件归类,以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观要素为正向结构评价要素;最后厘清应受惩罚性定位,以刑罚要素和阻却要素作为反向结构评价要素,从而形成“三性”犯罪论,以期为理论与实践互洽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与治理——基于140例极端个人暴力案件的实证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时有发生,给稳定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受犯罪侦查手段、治理理念及畏难思想影响,一些地方单纯以见警率、管事率为抓手,在科学用警和警务技术应用方面较为薄弱,对极端事件的防控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基于智慧警务建设形成的大数据优势,警务部门以治安要素异常行为管控为抓手,多维度收集汇总关联数据,以大数据预警方式查找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人员。在治理理念上,将预防个人极端暴力案件扩展到防控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在找准矛盾源头多部门协同化解、高效快捷矛盾排查流转机制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枫桥经验”优化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完善潜在个人极端案事件源头防控与治理路径。

司法社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实务研究——以服务对象小N为例

犯罪日趋低龄化的背景下,结合法律对涉罪未成年人一贯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针对特定罪名、罪行较轻且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罪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这体现了由传统的刑事惩罚性司法模式向现代的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转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核心工作是对考察期内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监督和矫治,此过程中司法社工的参与不可或缺。本文以个案小N为例,介绍分析司法社工在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中的作用,发现司法社工在实际服务开展中面临诸如专职司法社工人员配备不足、帮教服务过程可用资源有限、帮教计划实施不确定因素多等问题。可通过加强司法社工培养,扩充司法社工队伍;改变单一资金来源,增加多种资源投入;完善风险预案机制,构建完备应急体系等方式,改善司法帮教服务质量。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安置教育制度研究

《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安置教育制度是当前针对我国恐怖活动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而设立的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预防性措施,是保安处分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安置教育之所以规定在《反恐怖主义法》而非刑法之中,一方面反映了安置教育制度与刑法预防性监禁措施在对象的适用范围方面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国家刑事立法由罪前“惩罚性”逐步转变为罪前“预防性”。当前,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评估机制欠科学、执行程序风险高、执行期限不确定以及兜底条款较宽泛等问题。对此,应制定科学严谨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规范安置教育执行程序、明确安置教育最长期限、限制适用对象的范围,确保安置教育制度实施的科学性、严谨性和目的性。

涉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调查主体重构与报告优化

社会调查工作是涉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措施,社会调查报告作为社会调查工作的主要成果,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得到重视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实施社会调查的责任主体多元且协同不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质量和效能也不够专业和权威,目前已经直接影响到司法流程适用的效能。通过回望探究我国社会调查工作的缘起、定位与功能,分析社会调查工作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结合专业社工机构服务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案例,对社会调查工作主体重构和报告优化进行思考,建议重点委托司法社工机构和团队执行社会调查,以期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为涉罪未成年人量刑、矫治、观护、转化提供权威依据,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再犯罪筑牢第一道社会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