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的“错法成俗”与社会变革

"错法成俗"即通过推行新法,改变社会风俗,进而实现整体的社会变革。这里的"俗"以人性自利为前提,专指人的价值观和相应的情感、行为模式,价值追求是其核心。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以"错法成俗"为变法的基本路径,以形成和法思想相统一的"俗"。秦国主要是通过国君之令强制变俗,以明确的价值引导养成风俗,对和法思想导向相违背的"俗"严厉禁止,并实行"更礼"。"错法成俗"路径的确立主要出于战争原因,它改造了社会价值观念,改变了旧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推动了整体的社会变革和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形成。"错法成俗"也使"移风易俗"成为战国到汉代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命题。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风俗改革活动述略

在现代化建设、国族建构和基督教传播等历史背景下,分别由政府、宗教力量和少数民族内部推动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风俗改革活动,对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

冯玉祥主豫期间的社会风俗改革述评

冯玉祥主豫期间的社会风俗改革,开启了河南风俗变革的先声。但是,由于河南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冯玉祥集团的军事特性,以及社会风俗演进的自身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冯玉祥的改革没有能够深入人心和社会底层,最终淹没于河南深厚的传统氛围之中。

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伦理意境

中国传统社会中慈善体现的道德觉醒实际上是通过伦理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个人通过行善完成自己所负伦理使命的同时成就自我之德,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道德愿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不但强调"慈"的道德动机,而且凸显"善"的伦理结果。施善者之"慈"的根源在于其所处的伦理世界的规定,并表现为一种以人伦情感为依托的伦理救赎。通过这种救赎,施善者既增进自我之"善"的修成,又促成人伦之"善"的和谐以及实现"移风易俗"的伦理教化,并以此共同构建一种以"生生"为内核的伦理意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仁爱"理念与现代慈善理念本质上并无冲突,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伦理和谐,改善社会风气。现代社会对传统慈善模式构成的挑战,并不意味着传统慈善理念已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理由或效用,其体现的正德、厚生、利用、唯和等精神,仍成为当代慈善实践的重要价值指引。

浅析凯末尔的文化教育及社会习俗改革

凯末尔文教改革的重心是教育与宗教分离 ,用世俗的现代教育代替宗教的神学教育 ,社会习俗改革的重点是取缔迷信活动 ,改变历法 ,革除陋习 。

辛亥革命与社会习尚的改革

社会习尚中的陈规陋俗代表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的丑陋的一面 ,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落后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积极呼吁对之进行改革。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帝制 ,建立了共和制 ,而且制订了一些法规条例 ,扫荡了社会上的陈规陋俗 ,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造就了一代新风 ,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辛亥革命对社会习尚的改革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海关改革社会化趋势发展问题研究

笔者纵观比对近些年海关改革内容发现,海关改革社会化发展趋势明显,正切符合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为掌控海关改革社会化发展的规律,更好地完成改革任务,笔者从海关改革社会化的内涵入手,在系统研究其改革实践表现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海关改革社会化发展的必要性及其有利条件,进而从"法规凭据、职能事权、运行制度、作业机制和智能系统"5个方面深入剖析了海关改革社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提出了化解之策,以便为海关全面深化改革分析方向、找清规律、探寻路径。

试论明治时代日本的社会风俗改革

明治维新伊始 ,日本朝野即掀起了大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改造本国封建传统习俗的社会改革活动 ,即“文明开化”运动。改革虽然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和一部分人推行“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的干扰 ,经受了一些挫折 ,走了一些弯路 ,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形成了日本社会风俗“和洋结合”的独特文化景观和风格 。

从“错法俗成”到“匡饬异俗”:中国早期的法与民俗

"法"和"民俗"的关系是关乎社会治理、法律与民俗研究的重要议题。先秦时期,"礼""俗""法"是观察和理解古代社会的三种基本制度框架。法家学说很早就提出要用"法"去规范、治理民俗的理论主张,与法家理论形成对应的是,商鞅变法时期明确地将"错法俗成"的理论运用到现实,切实地改造了秦国的民风民俗。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秦政府将"法"作为社会治理框架,对不同地区的民风民俗加以整饬,试图在统一帝国内部建构一种一元而同质的伦理共同体,然而此时"法"和"俗"的冲突仍旧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生命文化视域下民俗变迁的社会治理对策研究

文章以生命文化为研究视域,探讨社会治理应对婚丧民俗变迁的挑战与对策。传统民俗变迁呈现出传承与创新的不同面向,其动因包括经济发展、政策引导和文化软实力等因素。高额彩礼、丧礼攀比等社会问题伴随着民俗变迁出现,对社会治理提出挑战。为应对挑战,建议加强生命文化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文明健康的生命文化氛围。通过这些措施,促进婚丧民俗改革,不断完善生命文化研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