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辨析

以《论语》中的信息为依据,分析孔子设学授徒同弟子从政的关系及孔子荐才之道,进而对"学而优则仕"命题加以分辨。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

名字号富含社会生活气息,折射着特定的时代之光。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富藏诗书、文人辈出、政声卓然,其族人于名、字、号别有讲求,命名取字多出入经史,行号则多称“老”、“翁”,并向心仙佛,渗透着传统文化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

孟子仕隐观的社会正义原则及其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孟子对待出处仕隐,标举独立人格操守,坚守更高一层社会正义的伦理范畴。他讲求实现社会正义的责任感,赞成"以直报怨",揭露了乡愿(老好人)自私而无社会责任感的卑劣实质。唐末林慎思强调孟子社会正义观,用高于"私义"的更符合普遍利益的范畴来解决"不能复仇尽孝"矛盾。古代文人所受孟子熏陶是系统、整体地接受。中唐后表现民间精神的豪侠文化带来了林慎思对孟子正义思想理解阐释的新视野。应结合作品流,切实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之中"国学"内在价值流向的转化变更。

元明之际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人格嬗变

元明嬗递之际,士大夫固有的历史品性、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都发生急剧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别具一格的历史景象。在"衰世"—"乱世"—"治世"的历史循环中,士大夫的心灵深处充满矛盾与困境,在"夷夏之防"与民族认同、仕进与遁隐、民族与国家、忠孝与叛逆、旧主与新主、文化认同与故国之思等一系列价值抉择中,他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心路历程,艰难地践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充分展示了传统士人强烈的经世观念、浓郁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时代眼光和不懈的实践精神,并在与专制权力的多元互动中充分印证了权力宰制理性的普遍历史规则。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元末士大夫的舆论批评及其蕴涵的时代意义

在元末社会危机滋生蔓延之际,一些士大夫高举道义大旗,抱道忤时,慷慨自陈,对元末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官吏的贪纵暴虐,黎民的颠危悲苦,世风的颓败浇薄等重要社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深刻的揭露。这些基于现实体悟的舆论批评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反映了士大夫忧国伤时、扶衰救危的经世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且进一步彰显了社会舆论的批判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君主制(封建)社会漫长的主体性因素辨析

关于中国君主制(封建)社会漫长的原因,学者大都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分析,很少见从构成其社会主体的士农两个阶层进行分析。人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历史是离不开人的参与,特别是离不开社会主体的参与。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封建)社会主体的士农两个阶层特性的分析,笔者发现士大夫的依附性与批判性、农民阶级的依赖性与反抗性是这个社会得以长期存在的不可忽视因素。

论宋代禅僧与士人的交游——以释晓莹《罗湖野录》和《云卧纪谈》为中心

释晓莹的《罗湖野录》和《云卧纪谈》是在我国佛教史上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佛教史籍。两书从禅僧的角度以记载宋代禅僧和士人交游为主要内容,展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两者交游特点主要有:禅僧开悟士人禅机;士人赞赏禅僧才学;士人与禅僧以禅论诗文等;士人与禅师互访论禅。两者交游的原因有:儒学理论缺乏创新,士人受禅学理论吸引;士人宦路坎坷入禅;禅僧文学修养高,与士人有着共同话语。

汪莘交游考述

汪莘是南宋徽州理学家、诗人,徽州方志有传,不过所记较略。汪莘终生未仕,但与理学家、仕徽官员、馆阁之臣交往密切,在当时文人儒士中较有影响。据徽州方志、宗谱、汪莘存留诗文等相关文献记载,对汪莘交游进行考述,大致可了解其品行为人和才学志趣。

镜鉴与变通:宋代士大夫的援史经邦

历史观常作为宋代士大夫理政的理论来源,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提供思想依据。具体来说,士大夫常以前代贤明帝王的品质和修为要求本朝帝王参照,以达到辅佐“圣君”的人生理想;通过对前代治民措施的学习借鉴,基于以民为本的理念维护灾荒及动乱时期的社会秩序;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积极主动寻求历史经验,以道德感化代替武力冲突,并通过充分解读澶渊精神贯彻以和为贵的主张。另外,士大夫针对时弊也展开了对历史“故事”的反思,一些掌握政治话语权的士大夫通过借助对历史事件的再诠释,以期望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士大夫的历史观可根据“时”“势”的不同而变通,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对现实政治发挥更好的镜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