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传播视域下民俗旅游性别秩序的符号学分析——基于“女游客登龙舟事件”

“佛山九江镇女游客登龙舟被网暴事件”涉及媒体传播、性别秩序、民俗旅游等3个范畴,文章借助皮尔士“符号(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的符号学三元框架,分析了女性主义文化、民俗现代化、旅游文化等多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对“女游客登龙舟事件”的多重理解。研究发现:一方面,在上述多重理解中,包含着“‘女游客登龙舟事件’应接受性别议题的审视”以及“‘女游客登龙舟事件’不应被性别议题裹挟”这两个对立的阐释逻辑;另一方面,这一阐释逻辑也表明,女性主义文化主导了其余两种社会文化的阐释,成为后续理解中普遍存在的底层逻辑。研究认为,女性主义文化的这种主导性,使得被卷入性别议题里的民俗文化传播极易落入“拟像”陷阱。因此,应直面和积极处理民俗文化现代性适应进程中的性别议题,同时也需要督促媒体为性别议题的合理传播肩负更多的道德责任。

新中国妇女体育70年发展的社会动力与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妇女体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制度、体育制度以及性别制度是如何交互作用推动了新中国妇女体育的发展,揭示了我国妇女体育成就与变革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政治任务、社会需求以及文化符号,总结了新中国妇女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道路的选择。研究认为从“身体的解放”到“国家建设”,从“工厂田野”到“国际赛场”,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投入”,我国妇女体育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影响下,走出了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从政策激励到内生需求,激发出女性力量。妇女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折射出我国平等、多元、包容社会的形成。我国妇女体育的继续前行需要从赋权女性到赋能女性转变,汇聚女性集体力量、尊重差异、均衡发展,在开发妇女体育市场价值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其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

知识女性与社会变革:当代中国知识女性与社会性别秩序重建——《女性的反响续集》评析

为了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20周年，《女性的反响续集》（以下简称《续集》）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引起“反响”的原因何在？“反响”后对20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对当今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在20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和为什么发生变化？女性的反响与社会性别秩序的重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苗族服饰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秩序——基于土皮太村苗女“盛装”服饰的民间艺术个案考察

在生产力发展与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与少数民族男性服饰相比,女性服饰往往更具有服饰文化的典型性与稳定性。基于苗族女性服饰民间艺术个案的村寨田野考察,苗族最具代表性的"盛装"服饰体现着苗族女性服饰的社会性别意识的获得,呈现着社会性别秩序与规范,揭示出外在服饰特征与内在女性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面临着被推入"他者"的处境。

试析苔丝悲剧的心理根源

从心理"超我"建构角度分析了哈代笔下女主人公苔丝悲剧的心理根源。由于人的身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存在的称谓,而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指向,所以在父权秩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确立必然要通过不断"内化"父权秩序的各种"规训"来完成。苔丝为了获得"作为女人"的社会身份经历了对父权统治秩序的身份认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她最初失贞的生活经历和最终遵循父权统治秩序建构起来的心理"超我"使得她的悲剧命运成为一种必然。

教育质量、性别失业率与社会秩序——基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实证研究

利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数据研究教育质量、分性别失业率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相应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教育质量总体改善并不能够降低犯罪率,反而会相应增加犯罪率进而破坏社会秩序。男性失业率和女性失业率对严重犯罪率、轻微犯罪率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男性失业率主要影响轻微犯罪率,男性失业率越高,轻微犯罪率越高,女性失业率主要影响严重犯罪率,女性失业率越高,严重犯罪率越高。为最大限度降低犯罪率,政府应全力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避免因教育造成"贫困代际传递";应尽可能地剥离影响就业的非本人能力因素,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给女性和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在失业救济、再就业培训和创业扶持等方面给女性以平等待遇。

浅谈祭祖习俗中的社会性别秩序——以合肥长丰地区清明祭祖习俗为例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意识传承至今,其表现形式常存在于我国各地的祭祖习俗中。清明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其习俗之一就是拜祭祖先,而在此过程中,不同性别的人们在其中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以习俗和传统为其表现形式,来有效凸显和维护"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性别秩序。

从“参与困境”到“惯习重塑”:社会性别秩序下我国妇女体育参与的情景分析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以妇女体育的三大维度(认知、资本、惯习)为基础,对社会性别秩序下我国妇女体育参与的情景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改善妇女体育参与困境,提高体育参与。分析认为:妇女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内部稳定因素(妇女体育参与的惯习固化)、内部不稳定因素(妇女体育参与的态度取向)、外部稳定因素(妇女体育参与的资本限制)、外部不稳定因素(妇女体育参与的偶发束缚)四个部分。基于此提出新时代妇女体育参与观的肇始(传统契约解构)、认同(性别秩序重构)、同化(内生需求建立)、内化(体育惯习重塑)这一路径。

话语与权力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词“小鲜肉”研究

批判话语理论认为,话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权力关系.本研究通过对微博文本的分析发现,网民对网络流行词“小鲜肉”进行插科打诨式的文本消费,将该词用来指代所有具有年幼特质的主体,均反映出“小鲜肉”一词在网络空间中的使用与再建构是一场非理性的话语狂欢.结合现实环境,本文认为“小鲜肉”的话语反映了消费文化对青年男性的身体规训,以及伴随女性话语权崛起而产生的社会性别新秩序.但这并非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相反,在消费文化建构的身体景观中,女性不自觉地成为肤浅低俗的话语暴力实施者.

论休闲体育对城市女性社会空间的建构与影响因素

以女性主义空间理论为基础,通过文献、访问以及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揭示了女性个体在参与休闲体育过程中的空间体验,并从居民小区、公园广场、商务休闲区三个主要的女性休闲体育活动空间,阐述了女性是如何通过休闲体育活动挑战了原有的空间性别秩序,解构了"公域"和"私域"二元对立的关系,冲击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凸显了女性特殊而多元的需求,从而在城市建构起了女性社会空间。与此同时,从社会结构、文化、群体(同伴)以及个体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女性通过休闲体育活动建构社会空间的因素,并指出结构上的性别平等、多元文化环境、女性自我服务体系的建立是女性拓展社会空间、争取平等空间权的基本条件。

转型期城市家庭性别秩序调查

近年来,城市中未就业的女性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针对这一现象,在对石家庄市39位全职太太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全职太太产生的社会结构背景及这一群体对家庭角色的认知。通过对家庭中夫妻互动过程的考察,在微观层次上分析了全职太太家庭的性别秩序。

沉默背后的惩罚与矫正——从文化唯物主义视角看《恶有恶报》中妇女主体意识的压制和婚姻的社会功能

《恶有恶报》这部戏剧的结尾具有极大的争议性:当女主人公伊莎贝拉站在舞台上,对维也纳公爵的提婚沉默不语时,她究竟是接受还是拒绝呢?本文介绍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对伊莎贝拉的性格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分析了剧中四个婚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含义。

才女“越界”、声望竞赛与明清江南社会运行

明清江南社会出现了才女群体与男性士人交游的社会性别空间"越界"现象。与男性士人"越界"交往的才女群体得到了江南社会的容忍和鼓励。明清江南社会的声望竞赛是才女群体"越界"交往这一历史现象得以出现的关键。才女群体的个体才华,可以使得自身加入江南社会的文化网络,为家庭和男性士人赢得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提升自身家庭与男性士人在江南社会中的声望,而通过才女群体婚后对社会性别空间秩序的遵守,才女"越界"交往仅被定义为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事件,从而又保证了江南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与社会性别秩序建构研究

高知女性作为社会知识精英,在大众媒体的形象建构中反而成了"第三性",影响并宰制着高知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本文主要探讨大众媒体中的话语生产、运作对高知女性形象的建构,研究发现"受难""另类"话语是大众媒体生产的主要话语,再现了高知女性群体弱势/愚昧、另类/犯错的媒介形象;大众媒体场域下的话语运作实践,推动着高知女性与社会群体的分化,重塑了"第三性"的社会性别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