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类型学考察与路径探赜

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所需、降低社会安全治理成本的必行之举,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平安稳定的基本保障。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法”,以党政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作为基本维度,将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划分为共建共治型、党政主导型、自治型和治理失序四种类型,在增进研究直观性、清晰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与优化整体图景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以往单案例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循此理路,从实践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2017—2021年的23个典型创新案例,归纳出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底色,从深化党建引领、推动情法结合、强化技术嵌入等方面,持续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原创性经验,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解决基层矛盾冲突、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实践智慧,而且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了诸多有益启示,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前提;坚持“多元共治”,汇聚多方力量,注重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功能,以此打造“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特点;坚持“三治融合”,遵循治理规律,注重协调自治、德治、法治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意蕴;坚持与时俱进,紧随时代潮流与社会变革,勇于识变,敢于求变,善于应变,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诉求。

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

责任型社区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充分体现“自治”的内涵。打造责任型社区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责任型社区突显了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发现,责任型社区的建构逻辑遵从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通过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最后实现人人享有。在“人人有责”的层面上,通过情感治理以及邻里互助机制“找回群众”,使群众树立起自身的责任认知,从而主动承担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由此构建了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在“人人尽责”的层面上,协商民主和责任型社区建设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在具体实践中,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了社区群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使得社区群众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平台商量问题、有路径解决问题。责任型社区建构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体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型社区的建构体现出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有效治理的本质是解决好人的问题以及盘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总的来说,让基层群众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责任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

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高质量的社会规范不可或缺。从多维视角、立足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既体现问题导向,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实行综合治理、追求公正效果、健全制度体系、就地化解纠纷,采取预防措施、坚持效果导向、建立预防机制、彰显预防效果,推动制度进步和完善。依法限缩公权力边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机制长效化,彰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

借势赋能:消除贫困的社会工程的中国之治——以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难度最大、投入最多的专项扶贫工程,而基层政府是国家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具体执行者,其所掌握的治理资源、所具备的治理能力等都是整个官僚系统中最薄弱的。基层干部“弱位”何以生“巧能”便成为这样一个大型社会工程何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干部通过“借势赋能”,在消除贫困的社会工程实践中将制度优势有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为世界人类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

动态过程视角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已有研究侧重于结构和功能方面,但动态过程研究还不充分。嵌入性单案例的历时分析表明,党建引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总体上发挥统合作用,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核心作用机制和关键行动策略有所不同。在资源整合阶段,目标模糊的行动主体联系松散,党组织发挥召集力,依靠权威机制实现多元主体的动员和聚合;在共同行动阶段,党组织依靠执行力制定正式规则、实施合作项目,逐步形成中心—辐射网络;在价值共创阶段,基层治理出现多中心格局,发展成为复杂多边网络,党组织采用授权的方式发挥统合力,推动共商和赋能。每一阶段显现的积极中间成果推动共同体建设进入良性循环。动态过程视角将时间维度带回到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研究中,展现了中国式合作治理的具体过程,同时对实践中的阶段对照和行动选择提供了参照。

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及其运行逻辑——基于H镇网格化管理的个案分析

压力型体制作为本土概念业已成熟,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上级压力下传的单一向度,忽略了压力型体制对基层服务需求的主动回应。H镇网格化管理的案例表明,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存在双向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以二重性的压力运行过程应对上级管理要求和群众服务需求的两大压力环境。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压力的对流与互通,分别回应了上下差异性任务需求,也让两侧压力环境分别实现了势能释放和能量互补。双向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沟通压力型体制经典框架和基层治理经验的中层理论,凝练了基层实现服管结合的有益经验,蕴含着我国基层治理的独特逻辑。

H型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H型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现状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1年6月赣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82例H型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评估所有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情况,设计基线资料调查表,详细统计所有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不同资料特征H型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情况,分析H型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经评估82例H型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为(121.43±12.69)分。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关怀度、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的H型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957、5.619、3.521,P<0.05;F=33.855、26.451,P<0.05)。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家庭关怀度低、社会支持低下、自我效能低下均是H型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因素。结论:H型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可能与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家庭关怀度低、社会支持低下、自我效能低下有关,应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同时,家属应给予患者必要的支持,以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政民互通:构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双向信息通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对夯实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前,基层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互通问题,需要重点解决各部门多头采集、居民反复填报信息、基层治理工作庞杂多变、负担繁重等难题。针对这些挑战,以数据为中心,构建政民互通的信息通道,通过灵活配置、自由组合的方式来快速搭建各类基层治理应用,实现政府基层部门与居民之间的双向互联、通而不扰,基层治理工作精准高效开展,信息及时、多级共享,为基层工作者减负赋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权益保障通道。同时,政民信息通道有助于形成数据资源体系,让数据和应用分离,为数据的要素化打下基础,支撑数字中国战略的落地。

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的体制困境与改革思路——基于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的分析

通过梳理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发现本轮“去行政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做到完全“去行政化”。究其原因则是“去行政化”面临属地管理和政事“分而不离”两大特殊体制困境,前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必须跨行政层级对市县两级经办机构进行管理,后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承担了对社保经办服务体系运行进行规制与监管的职能,使其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分而难离”。要突破这两大体制困境,实现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必须改革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通过健全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管理职能,重新确定部、省、市、县四级经办机构职能职责并统一机构名称,将经办服务体系与各级人社部门剥离并实行垂直管理,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与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从职能职责、机构名称、组织关系、管理模式与用人机制等五方面“去行政化”。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希望水平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希望水平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2月-2021年12月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72例COP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Herth希望量表(HHI)评估患者希望水平,对比不同资料特征COPD患者HHI评分,重点分析COPD患者希望水平及其危险因素。结果:72例COPD患者希望水平呈中水平,HHI评分平均得分为(31.08±3.21)分;不同家庭月收入、自我管理能力、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COPD患者HHI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6.516、F=169.425、t=8.687、F=47.263,均P<0.05);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吸烟史、饮酒史的COPD患者HHI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06、t=1.266、F=0.055、t=1.328、t=0.945、t=0.419,均P>0.05)。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管理能力呈低-中水平、家庭月收入<3 500元、消极应对、社会支持为低水平是COPD患者希望水平呈中水平的危险因素(OR=2.649、9.394、3.063、5.353,P<0.05)。结论:COPD患者多呈中等希望水平,家庭月收入低、自我管理能力低-中水平、消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低是其影响因素。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创新

“枫桥经验”在发展中传承,在创新中升华,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它逐渐从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演变成基层治理的经典范式。基层社会治理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至“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其效果直接牵涉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国家的长期稳定。本研究从“枫桥经验”作为基层优秀治理范例的角度出发,结合各个时期社会矛盾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探讨了“枫桥经验”发展中的内涵要义,并以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社区治理的实践为典型案例,系统梳理和剖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从理论层面逐步推导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的内在逻辑。不应再将“枫桥经验”仅仅视作一种治理手段的观点,而是将其提升为一个全面、系统的治理体系,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理念的生动体现进行深入研究。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也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剖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研究,总结了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经验启示。

公共治理视角下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逻辑、制度困境与应对策略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是体育公共治理的主体之一,发挥着治理传导载体、治理绩效衡量尺度和公共利益表达等作用。结合公共治理理论,从健全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调适治理关系三个层面阐释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逻辑。认为当前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制度困境主要表现在:治理主体与政策惠及的选择性支持和隐性控制、服务主体与资源获致不足和协作竞赛与公共性弱化三个方面,进而提出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制度供给对策:(1)构建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为主体的体育治理体系;(2)优化购买服务的制度安排与透明资源供给机制;(3)从兼顾本位功能和延展功能、公众需求为导向等方面进行长效公共性构建。

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地域性社会团结的再认识——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分析

基层治理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域性社会团结既是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地域性社会团结主要包括文化性团结、生产性团结和治理性团结这三种理想类型,其中,文化性团结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色彩,也更适应基层的简约治理;生产性团结整合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是法团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治理性团结则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主导的社会团结,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导致了基层在危机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充分认识治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问题,对于应对常态化治理向危机治理转化时产生的“治理滞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强化基层水资源管理的思考和建议

文章分析了当前基层水资源管理在职能落实、专业化水平、管理基础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水资源管理体系“上大下小”的局面,从合理调整县级水资源管理职能定位方面,提出强化基层水资源管理的总体思路。最后,提出强化县级水资源管理机构建设、进一步深化对乡镇水资源管理的指导、切实加强基层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等建议。

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共同富裕目标下街镇空间转型及社会工作站嵌合型实践——基于浙江省马桥街道社工站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社会工作是现代化社会事业中重要的行动力量与专业设置,其发展受到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影响。在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基层社会呈现出生产空间专门化、生活空间集中化、生态空间建构化的特点,给辖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生计安排带来多重影响。社会工作站参与乡镇(街道)基层治理体现了共同富裕目标在公共服务与社会事业中的新发展导向,需要采取嵌合性实践方法,助推专业效能的良好实现,这要求其嵌合在社会空间变革中发掘需求/问题及探寻实践资源,嵌合在特定基层的经济社会条件中探索照顾、服务与治理的职能实现及组合路径,嵌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内推进部门协同与资源整合。

对基层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思考——以江苏省张家港市谷渎港为例

河湖是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建设幸福河湖是保护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实现人水和谐的重要途径。新征程上,幸福河湖建设面临新问题、新挑战。探究了幸福河湖基本内涵,总结提炼了江苏省张家港市建设幸福河湖过程中综合打造健康宜居水环境、全力构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人文景观、注重水利遗产保护和传承等有益探索,并从建设思路、资金渠道、管护模式、宣传引导等方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