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信息披露、外部关注与企业风险

以中国A股2011~202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积极进行ESG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风险,外部的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均强化了ESG信息披露的风险降低效应。机制检验表明:ESG信息披露通过增强利益相关者认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管理ESG风险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异质性检验还发现,ESG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降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样本中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通过ESG战略进行风险管理的内在逻辑,为监管机构强化ESG信息披露指引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规范中介的社交媒介使用与环保意愿研究——意见领袖特质的调节作用

在媒介融合时代,社交媒介对公众环保意愿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基于全国性问卷调查,本文探讨社交媒介如何通过外界的规范压力和内部的个人道德激发公众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环保意愿。研究表明,社交媒介使用不仅能够对公域与私域环保意愿产生促进作用,还能通过个人规范产生间接影响。高水平意见领袖特质能够正向调节主观规范在社交媒介使用和公域环保意愿间的中介作用,并且负向调节个人规范在社交媒介使用和公域、私域环保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影响社交媒介用户环保意愿的内、外部因素,并从自我视角厘清了意见领袖特质如何影响前述两种因素作用的发挥。本研究有助于在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探索能够更有效激发社交媒介用户环保意愿的环境宣传策略。

合肥新老城区公园环境感知分析

高速城镇化背景下,为探究新老城区居民的公园使用情况,基于社交媒体数据对合肥新老城区最受居民关注的四个城市公园进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新老城区城市公园居民环境感知可归纳为景观景点、特色环境、服务设施、游憩活动等四类。(2)老城区居民追求游乐设施与服务方面的体验,但对游乐区载客量和票价设置不满;新城区居民更注重健身设施与场地方面的体验,且担心场地的安全性。(3)老城区居民的公园环境感知偏好主要与童年场所依恋相关,新城区居民主要与活动的新奇性有关。对新老城区公园提出了特色资源开发、设施管理维护、自身条件定位等方面的针对性建议。

基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消费主义时尚研究

互联网的普及加快了社会生活节奏,但这种生活模式可能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时尚产业尤其面临着在消费主义、快时尚服装商业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之间找到平衡的挑战。环境困境不仅影响自然生态,还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结构。文章系统探讨消费主义时尚在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及废弃物管理方面的、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和网络红人的推动下的重大影响,分析社交媒体在推广可持续发展中的平衡潜力。

社交媒体使用、垃圾分类知识与自愿垃圾分类意愿——基于上海市青少年的实证研究

研究以一般学习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上海市青少年的调查数据探索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自愿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及其发生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受教育年限较短或中等水平的个体而言,社交媒体使用可以同时通过提升主观环境知识和客观环境知识促进青少年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而对于受教育年限较长的个体而言,社交媒体使用则只能通过提升主观环境知识而改变他们的自愿垃圾分类意愿。

绿色低碳转型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环保投资水平促进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从异质性角度看,位于高法治水平与高市场亲密程度城市的企业、高碳行业企业、国有企业、老企业与家族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表现更容易受到试点政策的影响。此外,媒体关注可以正向调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本文的结论拓宽了试点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有利于政府、企业与媒体形成绿色低碳转型合力,可以为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绩效增长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现状调研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现状。结果显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及各维度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生活自理适应能力还有待提升。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学习适应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在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社会适应能力、学习适应能力、角色适应能力、职业选择适应能力、生活自理适应能力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高校应以学生需求为中心,丰富学生的社会实践机会,增强学生的生活自理适应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

从民主实用到行政理性:垃圾焚烧争议中的微博行动者与话语变迁

在环境风险沟通中,官方与民间的行动参与和话语方式经常呈现竞争关系。通过对2013—2017年间"垃圾焚烧"议题的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本文揭示了议题参与者与话语的竞合演变规律:首先,随着早期民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性和聚集度逐渐减弱,官方行动者能见度日益增加,且二者之间联系增强。其次,议题兴起之初的民主实用话语逐渐转变为行政理性主义话语。双方最终就倡导"垃圾分类"达成有限共识。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社交媒体为官方与民间的行动者与话语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对于实现环境善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媒体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综合采用熵权法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权重与指数法测算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研究了媒体监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干预与行业特征在影响媒体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1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相较于一般性的报道,媒体的负面报道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更为显著;2考虑到广告、声誉等经济动机,媒体监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竞争性行业、环境高敏感性行业以及消费者高敏感性行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3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媒体在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监督作用会弱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社会化媒体中的“日常环境抗争”——以“PM2.5”新抗争剧目建构为例

近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同时,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环境抗争日常化现象。以"日常环境抗争"形态呈现的"PM2.5"术语的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构成了新的抗争政治剧目。此剧目仍属"解放政治"抗争范畴,但蕴含着"生活政治"的实现可能。作为抗争对象的国家同抗争者之间的持续协商是"解放政治"的出路,而国家由抗争对象角色转变为生态舆论引导者角色则是"日常环境抗争"内化为"生活政治"的关键。

中国公众空气质量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的宏微观互动分析

公众是空气质量的直接感受者,其空气质量感知是政府空气污染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学界对空气质量感知有众多研究,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公众空气质量感知的影响因素缺乏系统的讨论。文章借鉴和拓展"污染感知偏差""信息框架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三大研究取向,构建多层次定序因变量模型,运用宏微观交互的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公众空气质量感知的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结果表明:(1)与发达国家不同,由于注意力分配受双向驱动的影响,公众的感知与实际空气质量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2)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能显著提升公众的空气质量感知,拓展了发达国家基于"情境因素"的宏观研究。(3)公众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接触程度与受教育程度对其空气质量感知具有调节作用,空气质量恶化对感知的消极影响,随着公众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接触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大;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对公众的空气质量感知的正向影响,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研究的发现为地方政府提升公众空气质量感知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新媒体情境下突发环境事件中的信息博弈研究

[目的/意义]新媒体的兴起正在改变人类社会发展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管理的组织方式和政府运作方式。考虑新媒体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主体行为的影响,从演化博弈角度分析新媒体情境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对推动地方政府在突发环境事件中的信息公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中地方政府的信息隐瞒行为,以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央地政府在突发环境事件中的信息公开演化博弈模型来探究新媒体监督对央地政府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过程中的行为策略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剖析新媒体监督对突发环境事故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机理。[结果/结论]研究表明:在新媒体情境下,信息公开演化博弈模型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形成三种不同的行为演化路径,可以通过参数限制条件的调节来实现央地政府行为策略的目的;新媒体作为社会监管角色的介入,显著改善了央地信息博弈结果,使得央地政府均朝着有利于社会总体福利增大的博弈策略转变。

社会化媒体中环境舆情风险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以环境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舆情问题频发,环境舆情风险的防范和治理还未形成普遍的关注和热点讨论话题。社会化媒体为环境舆情的发酵提供了平台。社会化媒体中环境舆情风险表现为:群体性事件扰乱社会秩序、“蝴蝶效应”引起社会恐慌、利益集团操纵舆论实现经济目的。对此进行精准高效的风险规避、官方媒体多平台滚动发布权威信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是环境舆情风险治理的有效对策。

新媒体时代下电视媒体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策略

在新媒体逐渐占据人们生活的时代下,新媒体因为其自身无法把关,导致各种形式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也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电视媒体作为主流媒体,面对传播呈网状的新媒体的冲击,应如何捍卫主流价值观、传播主流价值观?本文通过叙述电视媒体现实存在的问题,结合拉斯韦尔"三功能说"提出电视媒体传递主流价值观的解决对策。

媒体呈现环境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12家报纸对垃圾焚烧的态度为例

垃圾焚烧是目前正在推广的一项垃圾处理技术,因其具有一定的技术、健康及环境风险,成为媒体关注的环境议题。本文通过收集12家报纸对"垃圾焚烧"主题的报道,对数据使用OLS回归模型并在模型中使用交互分类变量,检测媒体性质和引用消息来源等因素是否会对风险呈现有影响以及分析不同因素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媒体在呈现垃圾焚烧风险时受到信息来源、媒体性质、报道定位和引用角色的影响。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抑制企业环保失信?

本文利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务院组成部门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否降低了企业环保失信行为。研究发现: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设立前相比,设立试点地区比未设立试点地区的企业环境违规频率平均减少了13.49%,即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环保失信行为。这一结论在考虑交叠DID的偏误、安慰剂检验、改变变量的衡量方式、考虑是否通过验收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地区层面的遗漏变量以及其他替代性解释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信任、媒体报道和居民的环保意识加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媒体及社会大众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在普遍信任较低和方言多样性较高的地区更显著,这表明制度化社会信任建设弥补了关系型社会信任的不足,为当前社会信任重构提供了新的证据。

环境传播的伦理困境

随着环境问题在近年来不断涌现,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意义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一门危机学科,环境传播承担着为公众提供可供决策的环境知识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涉及了多方面的伦理责任问题,包括科学、传播与健全的公共政策间的关系、专家与本地公众意见的协调、利益群体作为消息源的利弊、环境传播中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偏向以及媒体作为报道者和环保倡导者角色的矛盾等。结合相关文献与案例探讨以上问题,力求为环境传播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提供理论视角。

沉默的大多数？媒介接触、社会网络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研究

那些遭受环境伤害的群体会是沉默的大多数吗?基于2014年在西北四省县(区)对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在经历环境危害后,有65.25%的人会进行各类的环境抗争行为,只有34.75%的人选择沉默。通过二分类逻辑斯蒂(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媒介接触在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中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传统媒介的"接触强度"和新媒介的"信任度"对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的促进作用较为敏感。而以往在城市居民环境抗争中有着积极影响的社会网络在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中则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随着乡村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不同媒介的接触及其信任度是造成环境抗争或沉默行为选择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交媒体中环境风险舆情传播动因及疏导策略

社交媒体目前已成为环境风险舆情形成和扩散的主要渠道,本文在分析社交媒体中环境风险舆情扩散动因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交媒体中环境风险舆情引导策略。"媒介化社会"理论为探究社交媒体中环境风险舆情扩散提供了切入视角,一些环境事件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获得进入线上舆论场的"入场券",并且在特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传播环境中传播。社交媒体中舆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扩大了环境风险舆情的扩散范围;环境事件性质和环境风险传播主体对环境风险议题的解读,成为影响环境风险舆情传播速度的重要原因;利益相关者维权博弈,议程间互动助推了环境风险议题的扩散深度。基于环境传播的伦理责任,从环境风险舆情扩散主体的"舆情素养""风险共识""信息供需""互动传播"等方面提出了环境风险舆情的引导策略。

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生活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养成保护环境的行为便非常重要。对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板块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境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大众媒介通过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两种机制作用于居民的环境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居民接触媒介越频繁,所获得的环境知识越多,越有可能采取环境行为,即大众媒介通过传播知识对居民的环保行为发挥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公共领域人们参与环保事务的数据分析显示,大众媒介的动员机制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