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ESG表现视角的研究

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程度越高,民营企业ESG的表现越好。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提高环保补助、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此外,国家股参股和国有股权参与度高的企业中,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分项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提高社会和治理维度来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而国有资本参股对环境表现的提高作用存在环境治理和压力的差异性。

企业社会责任、女性高管与股价同步性——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2年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并检验企业高管性别特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同步性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系,女性高管的性别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研究从信息传递对股票价格影响的角度出发,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性别特征及其对股价波动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拓展,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和监管,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对于投资者了解企业特有信息,降低股价同涨同跌的大幅波动,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具有一定的信号传递作用。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研究——基于能力专有性视角

能力提升和作用发挥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转型亟需回应的现实问题。基于能力专有性的理论框架,通过案例分析问题需求、培育体系和考核机制是如何构筑起社会组织的能力专有性并促进组织作用发挥的。问题需求开启了社会组织能力专有性形成的窗口,良好的培育体系为组织提供了可持续化、专业化的资源保障,前瞻性和渐进式的考核机制促使社会组织能力的形成向不可替代的方向演进。社会组织能够构建与外部主体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获取外部有效且持续的资源支持,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动力和活力。由此,政府需准确定位问题需求,构建科学的契约关系;社会组织需持续提升培育能力,开展专业的组织行动。

远一点真的没有关系吗?空间距离对消费者朋友圈分享奖励计划的影响研究——抗拒体验的调节作用

虽然互联网的出现突破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空间距离能否对顾客在线分享意愿产生影响及如何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空间距离和消费者抗拒体验对消费者朋友圈分享奖励计划的影响。实验一主要考察在不同空间距离下的朋友圈分享奖励计划对消费者的影响,结果发现远空间距离比近空间距离带来更低的消费者心理所有权、更高的感知社会成本和更低的分享意愿,同时心理所有权和感知社会成本是空间距离对分享意愿影响的中介变量。在此基础上,实验二主要考察消费者抗拒体验在空间距离与消费者反应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再次证实了远空间距离和近空间距离对消费者的差异影响,并证实了抗拒体验在空间距离与消费者反应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抗拒体验强的消费者比抗拒体验弱的消费者在空间距离对心理所有权、感知社会成本和分享意愿的影响上差值更大。

优化创新生态系统下的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管理: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但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美国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处于全球一流水平。宽松的政策环境、强劲的科研实力,更有专业化管理组织与服务体系,推动着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在全球一骑绝尘。通过对美国高校技术经理人协会统计数据及技术转化案例的综合分析,总结了美国高校科技成果管理体系社会化、专业化、组织化的发展态势,并基于美国高校技术转化实践经验对中国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建设提出建议:(1)重视社会化科技成果管理需求,建立社会化科技成果管理体系;(2)制定职业认定标准,培养专业化科技成果管理人才队伍;(3)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微信用户选择性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探索微信用户选择性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社交媒体平台设置优化、用户自我调节及成瘾预防法规的完善提供实践启示。[方法/过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与归纳微信用户选择性信息规避行为特征,利用PLS-SEM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其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局限]未考虑信息类型、推送频率、知识差异及其他外生激励因素的影响。[结果/结论]用户卷入度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联结与心理所有权;社会网络联结显著正向影响心理所有权与信息规避规范;信息规避规范、心理所有权、自我控制能力分别显著正向影响信息规避意向;信息规避意向显著正向影响信息规避行为。

数字商品、元数码私有制和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支点

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仍需按照马克思创立的经典路径前行,以分析商品、私有制和劳动形式发生的新变化为理论支点。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平台成为人类活动必然竖立其上的数字化基质,它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统一,也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统一。任何发生在平台的数字行为都会把作为劳动对象的元数码塑形为元数据,元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原料又进一步被塑形,从而生产出数据商品及其建构的商品空间。其中的关键是资产阶级拥有平台,因此一开始就决定了其生产的一切都归资本家所有。生产元数码以及把元数据塑形为数据商品的劳动是传统雇佣制下有酬的数字雇工劳动;把元数码塑形为元数据的劳动则是新型交往雇佣制下无酬的数字受众劳动。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的让渡和使用,一方面通过数字零工掩盖传统的契约雇佣,一方面通过社会交往、日常生活把受众的劳动力并入自身。受众劳动是复写劳动,用于交往的交互性数据和用于交换的商品化数据虽然具有表面的同一性,但事实上却作为彼此独立的使用价值复合于一次同质的劳动被生产出来。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性质的调节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够为企业带来回报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实证检验与分析了2010年至2020年期间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明显地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企业性质对上述二者的调节作用,所得到的统计结果表明,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这结论同样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有益的观点,并证实其作用在不同类型企业中会存在一定差异,这可以为企业制定相关战略决策和政府部门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制度提供参考。

“重建个人所有制”视阈下个人富裕与社会富裕的统一——兼谈对共同富裕的启示

共同富裕是个人富裕与社会富裕的有机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高度探析了不同所有制形式下个人与社会的财富积累状况,并认为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将会统一实现个人富裕与社会富裕。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后,可以发现劳动是实现个人富裕与社会富裕的核心,而且在个人所有制被重新建立之后,仍然需要通过劳动来确证人的本质,推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具有同构性,前者是后者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具体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全面深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对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大意义。

游客地方认同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热点.现有研究中社会认同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仍未得到充分解释.因此,基于心理所有权构建地方认同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作用机理模型,通过定量分析研究社会认同和心理所有权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游客的地方认同越强烈,越有利于促进其做出环境责任行为;游客的地方认同越强烈,越有利于提升游客的心理所有权;游客心理所有权越强烈,越有利于促进其做出环境责任行为;游客的心理所有权在地方认同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进一步丰富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研究,对新时代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低碳旅游和景区管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信任的“双刃剑”效应: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08—2021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考察样本,基于国企混改的视角,深入探究社会信任所发挥的“双刃剑”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异质性因素和效果。结果发现:地区社会信任对国企混改的影响呈现倒U型,表明社会信任对国企混改发挥着“双刃剑”的效应;社会信任通过交易成本、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治理影响混改;在外部制度环境好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社会信任对混改的影响更加显著;适度的社会信任能够有效提高混改企业的业绩、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和减少避税行为。

负责任的对外投资:三重维度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研究

如何使对外投资企业出得去、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负责任的大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新课题。基于Elkington“三重底线”原则,认为对外投资绩效、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是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中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三重维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提升总体上显著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通过提升对外投资绩效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环境协调效应和社会责任履行效应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生产效率、不同投资地域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引导企业主动提升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水平,加大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培育和提升,引导对外投资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是负责任的对外投资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全球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Twitter平台的数据

全球信息流动语境下的媒介效果一直是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国际传播主阵地移步社交媒体后,回应经典问题所需的方法论与研究设计也需要更新。为了创新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效果评估方法,本文采集了全球主流媒体在Twitter(推特)平台上的传播数据,并设计了一套效果评估体系测量其传播效果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全球传播系统中,美国和欧洲国家主流媒体依然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国家发展程度对于传播效果的预测作用较为显著,国家依然作为核心主体主导着全球传播活动。此外,研究还发现,媒体商业性质、所有权集中程度等差异也会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在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中,不可将一个国家的媒体简单归为一类,也不可轻易对媒体属性进行扁平化、同质化处理,而是要延续全球传播的多元化研究传统,不仅要考虑文化、语言的多元属性,还要考虑传播主体性质差异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具体到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来看,综合影响力已经有了明显提升,但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影响: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

以制造业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工匠精神的双路径模型,检验心理所有权与和谐式工作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与工匠精神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关怀型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收集的538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心理所有权与和谐式工作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对工匠精神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关怀型伦理氛围在心理所有权、和谐式工作激情与工匠精神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双路径影响机制,丰富了工匠精神的前因变量研究,并为培育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提供指导。

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研究——基于境内外机构投资者比较的视角

基于机构投资者的视角,分析其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并实证检验境内外机构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改善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有助于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境外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效果比境内机构投资者更明显;在A股加入MSCI指数之后,成分股所属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因境外机构配资而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资产规模较小、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影响更大;公募基金、阳光私募、保险公司以及社保基金持股,均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券商理财产品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面效应。

资金运用抑或资金来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影响要素研究

企业经营活动已被赋予越来越多道德层面的要求,相关者利益需求愈发突出,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因素是资金运用效率还是资金来源结构或产权性质?本文以沪深2016-2020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金运用效率更高时,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更为强烈;当企业将资金更多地投入研发等创新活动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更强。另外,从企业资金供给侧角度来看,资金来源,如资本结构相对集中时,更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之中更为显著。

社保基金管理人行业共同持股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

改善治理大环境,实现社保基金资产的安全增值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核心。行业共同持股是社保基金作为特殊的机构投资者发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的关键因素。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社保基金管理人行业共同持股能显著提升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发挥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治理作用。在缓解了社保基金管理人行业共同持股与财务报告质量间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还发现,社保基金管理人行业共同持股的治理作用在非国有控股、内部治理较差、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社保基金管理人行业共同持股作为市场的“风向标”,能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促进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基金管理人行业共同持股具有协作效应和规模效应。考虑社保基金管理人其他投资策略的影响,发现社保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规模和稳定性均与财务报告质量正相关。本文为社保基金管理人行业共同持股的监督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监管部门实施更符合国情的措施以优化社保基金投资策略提供了参考。

Civil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System——Evidence from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ridge council and free ferry services as the private organizer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uncovers the legal entity ownership system and governance model with China's native origin, and reveals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wnership by legal entities in China's traditional era. Bridge councils and free ferry services are non-profit and non-government public-interest institutions, whose members were elected by local communities. These council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fundraising, construction, and long-term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y adopted open and transparent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could coordinate cross-jurisdictional affairs and mediate disputes. They possessed independent assets such as lands and fund reserves, and such exclusive legal-entity ownership received prote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under the laws. Such form of legal-entity ownership provide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ans, temples, charitable groups,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various 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These self-organizing groups demonstrate remarkable mob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creativity of civil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y served as a link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ommunities and played a unique and ac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医药类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价值,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行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两个独立中介效应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还可借助提高政府补助与缓解融资约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集中程度高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显著,股权集中度高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