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制度困境与改革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思辨的方法,从新制度主义出发分析了目前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以及破解之道。研究指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可能并非技术障碍,更多的是社会组织与基层社区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社会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发展不完善导致购买主体偏少、政府过多的审查评价程序增加了社会组织的运营负担、政府忽视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文化的特殊性、政府缺乏对社会组织的过程性支持等因素是造成目前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项目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重要制度因素,因此应该从管制要素和认知要素两个层面来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创设更加合理的制度环境。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项目面临的制度困境与改革路径——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思辨的方法,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出发分析了目前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以及破解之道。研究指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可能并非技术障碍,更多的是社会组织与基层社区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社会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发展不完善导致购买主体偏少、政府过多的审查评价程序增加了社会组织的运营负担、政府忽视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以及公共体育文化的特殊性、缺乏对社会组织的过程性支持等因素是造成目前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项目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重要制度因素,因此应该从管制要素和认知要素两个层面来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创设更加理想的制度环境。

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

文化参与不仅是居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而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公共服务、道德认同和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1)公共服务、道德认同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阅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公共服务、道德认同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视听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公共服务和社会信任能正向预测居民的活动参与。提高居民的文化参与,需要不断加强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同时还要加强社会道德认同和社会信任体系建设。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变迁的制度逻辑

政府绩效整体上表现为人事绩效、财政绩效和公共事务绩效三种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围绕着这三种绩效类型逐渐建构起了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这种制度的演进经过了四个阶段:绩效考核阶段、以效率为中心的绩效管理阶段、多元价值并存的绩效管理阶段和绩效治理阶段。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揭示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首先从每个阶段的情景、行动者和价值观念分析了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变迁的动力;其次找寻每个绩效形态的制度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分析路径依赖中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变迁的平衡力。未来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完善应同时关照历史的路径和社会公共价值的构建。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美国社会规制研究的三种路径

当西方社会规制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除了规制经济学中的公益理论和规制捕获理论影响到社会规制研究外,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公共选择、政治学的制度主义都渗入到社会规制的研究中。本文主要介绍这三种分析路径在西方社会规制研究中运用,并作出简要的评论。

社会矛盾与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兴起

协商民主在中国城乡地区方兴未艾,各级政府都在进行协商民主立法与制度建设。然而,为什么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热衷于推动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尽管既有研究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及其实践的起因使用了功能主义解释视角,然而少有研究定量检验中国地方政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动机问题。本文以听证制度作为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替代指标,基于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检验了社会矛盾因素对城市政府制定听证制度的影响。本文使用不同模型和计量方法,结果都一致地表明,社会矛盾对城市政府听证制度的发展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人均公共安全支出、土地征收面积和城市信访人次这些社会矛盾因素都显著提高了城市政府制定的听证文件数量。本文的研究表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需要是中国地方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社会组织协商"是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的一个新提法,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尝试对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剖析。本文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公共议题协商、内部公共事务协商和参与其他渠道协商等三个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尤其是在协商能力、制度化程度、参与机制和成果转化渠道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五个方面提出促进社会组织协商的政策建议。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将宏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的政治行为连接起来,是观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重要中观视角。推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变迁的主要变量是:外部环境——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新观念——社区复兴与新公共服务;行动者——基层呼吁与政府创新;关键节点——两办转发民政部《意见》。两办转发民政部的《意见》直接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合法性来源,使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和创新,但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因需求增长和行政下沉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意外后果。

制度化酬赏机制与新学术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公共管理主义被视为诊治公部门效能不彰的万灵丹,因为其效能要求契合集体利益之社会期望,因而取得市民社会的支持,继而转变为强力的社会论述,以驱动政府进行高等教育革新。然而,批评者却认为,此种表现力思维强化大学的科层性,并削弱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其商业逻辑使大学文化转向功利主义。本文指出,这些批评陷落于结构主义的预设立场,致使未能深究为何公共管理主义能如此兴盛。绩效主义开启学术取向的结构脉络,此种脉络的制度化酬赏原则强化个人化的成就动机,进而汇流成集体化的学术主义,因而削弱科层体制中私心与权威结合的保守文化,继而提升组织效能。此种新学术主义彰显出,公共管理主义的效能法则赢得大学内部的支持,因而强化其社会论述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