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闲置水权收储的法律性质

为规范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界定因散见各地方水权规范性文件而缺乏明确边界的闲置水权收储行为的法律性质,将闲置水权收储的特点与常见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许可撤回、行政征收、行政处罚与行政协议解除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基于闲置水权收储规范存在缺少信赖利益、补偿条款、负面评价与协议形式的特性,导致闲置水权程序无法归类于现有行政行为体系之中。指出应分别针对财产权社会性义务与行政协议解除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减轻其行政限制程度之余,明确闲置水权收储应作为终局手段,在其他催告手段穷尽之后再行实施。

轻微犯罪刑事制裁体系变革的动因、依据及原则

近年来,刑事立法的修改呈现出新的特点及趋势,即犯罪门槛下降,犯罪圈扩张,大量轻微犯罪行为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对刑罚制度的修改未能充分满足惩罚、预防轻微犯罪的需要,亟需对轻微犯罪的刑事制裁体系进行变革。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应确立轻罪更轻的轻罪刑事政策,作为轻微犯罪刑事制裁体系变革的依据。轻微犯罪刑事制裁体系的变革应遵循多元化、社会化、轻缓化的原则,以适应防控轻微犯罪、完善刑事制裁体系的需要。

历史与文化中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近年来,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13年,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非自杀性自伤障碍被收录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然而,回顾中西方历史发现,在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下,受到宗教、审美观念、社会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伤行为曾经大范围发生且被社会大众所熟悉甚至接受。人们对自伤行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病理化的过程,直到二十世纪初,临床医学才开始关注非自杀性自伤。如今,随着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针对该行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诊断标准和干预方法。本文回顾了历史上的自伤行为现象,总结了学界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认识过程,讨论了其诊断的局限性,旨在为更好地理解、诊断与干预该行为提供新的思考。

将“受过行政处罚”注入定罪机制的反思与完善

“受过行政处罚”可以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相关规定在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占有一定数量,其定罪功能在刑法体系中具有独特的法律作用,可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降低入罪门槛的依据等。在法律地位上主要是归属于犯罪的情节要素从而被摄入到罪量范畴。“受过行政处罚”对定罪功能影响的正当性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刑事治理的功能转型、主客观要件的双重质变、司法认定标准的明晰。但在实践中需要对前置性行政处罚进行限制和明确,同时也要对后行为是否入罪进行实质性判断。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通过两个计算机情境模拟实验,采用"取消惩罚"范式,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发现惩罚对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当惩罚取消后,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水平。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博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历过惩罚的亲社会型被试在惩罚取消阶段的合作程度显著低于惩罚存在阶段的合作程度,并且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相应水平。惩罚通过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程度产生间接负效应,即惩罚程度越强,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进而使其合作程度也下降。

对《体育法》赋予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研究

研究阐释了《体育法》所赋予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 ,结合社会团体的本质要求 ,将这种处罚权与行政处罚权、民事权利相区分 ,认为这种处罚权是《体育法》创设的一类新型权力 ,具有自律性。对这种处罚不服 ,不能寻求行政救济、诉讼救济。结合奥林匹克运动与法治的磨合、体育的内在要求、经济转型中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论述了《体育法》赋予体育社会团体自律性处罚权对我国体育发展的积极意义。建议在立法机关及时完善体育社会团体的自律性处罚权的同时 ,应采取措施使“政社分开” ,保障体育社会团体真正实现自律性管理。

论社会制裁及其矫治功能

社会成员违背社会规范造成了越轨行为,就面临着承受方式多样的社会制裁的可能。社会制裁可运用社会力量对越轨个体施以一定的影响:对被标定的越轨个体施行惩处、矫治,从而发挥促其悔悟的作用;对未被标定者产生一定的警戒、教育、彰显规范的作用,进而有效地预防越轨行为的再次发生。

两难中合作行为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如何预测人们将做出合作行为,是社会两难决策研究中重要的问题。该文回顾了社会两难研究的进展情况,包括社会两难的特征、来源、类型、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综述了两难中影响合作行为的个人因素和情景因素,重点介绍了目前存在争议的制裁系统和合作的关系研究,以及为什么它们之间会表现出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对合作行为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未来的研究将更侧重于合作决策的理论建构、文化内涵和认知过程的揭示。

低收入群体融资选择:团体联保贷款还是P2P网络贷款?——基于社会制裁的视角

低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借贷途径少、门槛高问题是导致该群体难以实现自我脱贫的根本原因,完善与创新金融模式或成为解决该问题的新思路。团体联保贷款与P2P网络贷款模式利用社会制裁机制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在信息与担保物评估上的劣势,有望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公平的融资机会。通过论述社会制裁的作用机理与分析两种模式的获取渠道及其约束体系,从借款者角度讨论了低收入群体的融资收益与借贷选择。结论显示:完善团体联保贷款中社会制裁机制将增加参与者的预期收益,而与团体联保贷款相比P2P网络贷款可能为低收入群体带来更高的借款收益。

社会两难中惩罚影响合作行为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文章从惩罚促进合作、惩罚破坏合作两个方面,系统回顾了近年来心理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在惩罚影响合作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并对影响机制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合。尽管当前研究在情境试验与演化博弈两种研究方法都有新的进展,但对于惩罚影响合作的深层认知机制仍然缺乏有效的整合性理论,且惩罚对合作的影响更多的研究是考察实验室虚拟的公共物品两难情景,结论是否可以外推于其它两难情景或是现实情境还有待研究进一步完善。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义务观辨析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义务的认识,分别包括奥斯丁的以"命令"为中心的解说、凯尔森的以"制裁"为中心的解说、哈特的以"社会压力"为中心的解说,其各自都存在严重缺陷。该学说对法律义务的解释是一个真正失败的记录。义务的本体是一种社会意见,代表着社会大多数人的良知,理性的认识、看法。义务在本质上是对每个义务人的更大利益的维护。

美国保释制度的启示——兼谈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程序化构建

美国的保释制度作为一种人权保障机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制度进行了一些修改,正式将其定位为羁押的替代措施。但是我国当前的取保候审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时受一些现实因素的制约,使其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借鉴美国的保释制度对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程序化构建是其未来发展的出路。

基于社会资本的互助融资研究述评

本文在简要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与互助融资的关系。着重介绍在互助担担保或与之近似的集体贷款模式中,社会资本如何克服信贷市场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以提高贷款的可获性。在对现有研究简要评价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及功能——刑事制裁扩张问题的探讨

刑事制裁扩张问题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发挥,是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问题。近年的刑法修正案,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的行为调整和介入,刑法前置化趋势显现。而在社会治理手段功能中,是固守刑法的事后法、保障法的功能和边界,还是追捧刑法前置对社会治理的提前介入的刑事制裁扩张,将引发后置法可能挤占前置法的功能空间而兼具管理法、治理法之嫌的趋势,必将引发对社会治理手段配置的理性思考。常态性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因社会的急功近利和缺乏耐心而受到旁置。在这一现实可能性前,更应重视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从法律和事实层面摆正公共政策、社会管理及刑事政策、制裁手段的地位和层次,建构社会治理的长治目标。犯罪治理中犯罪预防的二元结构战略和策略体系,则应在社会治理中得到重视和应用。

对防治家庭暴力的思考

家庭暴力是由封建文化的影响、社会变革引起的失衡、夫妻感情不和,以及社会控制乏力等原因引起的,不仅严重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而且可能给孩童起到不良示范作用,助长其暴力倾向。必须加大制裁力度,加强社会控制,增加家庭暴力的实施成本。此外,应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家庭暴力的文化土壤;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培养其拒绝家庭暴力的能力。

刑罚附随后果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耦合及其优化

刑罚附随后果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应用于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治理工具,与当前我国正在建构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耦合。刑罚附随后果通过三种不同的样态,作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但目前,二者的耦合与衔接尚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因此,应当在充分贯彻社会信用体系固有的人本主义价值内核的基础上,对刑罚附随后果的应用进行限定和完善,强调其作为失信惩戒手段时与犯罪行为的因果关联,慎重对待其对犯罪人基本权利的克减和限制,并通过完善守信激励制度为曾受刑罚者冲减刑罚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提供有效渠道。

预防性羁押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在逮捕条件中确立了预防性羁押制度,但只作了一般性的规定,目前,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明确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和社会防卫之间的平衡。

“仁者”还是“智者”:第三方惩罚对惩罚者声誉的影响

第三方惩罚会对惩罚者的声誉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就影响的方向而言,现有文献给出了不同答案。上述问题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先前研究未能区分声誉的不同维度以及惩罚的不同动机与形式。通过将温暖−能力双维度结构引入惩罚者的声誉,实验结果显示,第三方惩罚从总体上降低了人们对惩罚者在温暖维度上的评价而提高了对其在能力维度上的评价。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动机被归因为集体聚焦的惩罚进一步提升了其对能力的正面作用而减缓了对温暖的负面作用,并且惩罚者的合作水平越高,其动机被归因为集体聚焦的程度也越高。针对不同惩罚形式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当惩罚动机被归因为个体聚焦时,经济惩罚对温暖的负面作用显著高于社会惩罚,而在集体聚焦的归因下经济惩罚对能力的正面作用显著低于社会惩罚。

社会公共利益视域下的民事责任形式拓展问题探究

适当地拓展民事责任形式是保护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民事制裁是人民法院对侵害民事权利、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所采取的惩罚性措施,是对民事责任形式的外部性拓展。惩罚性赔偿是对补偿性民事责任形式的内部性补充,惩罚性赔偿有效地弥补了补偿性民事责任形式的功能不足。而现实中的"自愿协商通过劳动或劳务的方式来抵债"是对民事义务的履行,并非对民事责任形式的拓展。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