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兼论utilitarianism汉语译词的变化及厘定

文章试图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展开对西方"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研究。文章针对utilitarianism汉语译词的变化及厘定过程,查证了该词1869年与中文的首次接触;梳理了utilitarianism在日本的译词确定过程并对核心译词进行了溯源;澄清了历史上严复、梁启超在传播"功利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确定了"功利主义"译词在中国被厘定的关键节点。根据该词曲折的传播过程,读者可以理解"功利主义"概念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下的变迁,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的表达与边沁、穆勒的utilitarianism的原初理论所存在的差异以及最终中国民众所接受的思想概念的核心内容。

On the Tragic of Mrs. Bov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tilitarianism

Madame Bovary is a very famous work around the world. Many researches have been made on this great work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female consciousness, love view, romanticism, and so on.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is novel, Mrs. Bovary, blindly pursues her own business and finally leads to a tragic life. This kind of ac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key point of utili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 to analyze how it gradually puts Mrs. Bovary into abyss, aiming to express the perniciousness of utility towards people’s life and warn humans to stay away from utilitarian circles in this modern economic society.

Thackeray's Criticism on Benthamite Utilitarianism in Vanity Fair

Although Thackeray in his Vanity Fair has bitterly satirized the follies and cruelties of some Victorians among whom Benthamite Utilitarianism was rampant, there are few studies focusing on his criticism on this ideology.This paper, through a study of Utilitarian principles and values, and an investigation into 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ackeray's symbolism through the two household articles—Iphigenia clock and the family Bible, exposes Thackeray's criticism on Benthamite Utilitarianism and offers a clue to its effects on Victorians.

“共赢”vs.“牺牲”: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影响

消费者在做出道德消费选择时,要面对丰富的道德产品,复杂地权衡功利利益和道德利益。算法决策推荐可以减轻道德消费决策的复杂性,但是消费者在涉及道德伦理的权衡决策中对算法存在不信任,因为算法是一种典型的以功利论来处理道德权衡问题的方式。本研究提出采用“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对道德消费中的算法推荐信任有积极影响,消费者对功利论式道德观念的接受程度中介了上述积极效应。实验1发现“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会增加消费者选择算法推荐的意愿。实验2验证了“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正向影响,以及功利论式道德观念接受度的中介作用。实验3进一步识别了上述影响的边界条件,即道德消费的“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仅会增强消费者对算法替代型决策推荐的信任,但是并不会改变消费者对于算法增强型决策推荐信任。

流体补偿对群体成员让步后满意度的影响

群体消费中,少数成员会牺牲自我偏好,购买与多数成员相同的产品,该让步行为导致较低的产品满意度。为改善该现象,本研究通过二手数据及实验1发现:基于产品的享乐及功利属性,让步类型与补偿信息的交互对产品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实验2验证了确定感在上述交互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3证明了感知相似性的调节作用,感知偏好相似能提升享乐信息补偿的确定感,有效恢复对功利属性让步后的产品满意度。本研究发现流体补偿策略能恢复群体成员让步后的产品满意度,并明晰其影响路径和边界,为群体营销理论及实践提供有益发展和科学指导。

基于几种主要的道德哲学对尼采幸福观的审视

学界对尼采幸福观的既有研究并不充分。鉴于尼采的文本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和互文性,对尼采幸福观的考察宜在和其他幸福观的比较中进行。尼采批驳把幸福建基于理性的西方传统,据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沉思和康德的意志自律都不是最高的德行。叔本华把仁爱归于同情,而尼采弃绝同情,因为它削弱人的生命力,据此尼采也反对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通达尼采式的幸福,斯多葛式的冷静并不是适合的道路,因为尼采欣赏“迷醉”的力量。尼采式的幸福肯定生命,但不受传统美德的指导和矫正。它更接近本真的快乐,但并不安宁,它可以和矛盾与斗争兼容。

功利之中有道德——孙子战争伦理思想浅析

战争伦理思想是孙子兵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孙子战争伦理的主要内容、功利主义特征、道德因素等方面,对孙子的战争伦理思想进行剖析。

城市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特征及提升策略——基于三所不同层级小学的研究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构建了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分析框架,通过对1725位城市家长的问卷调查和30位教师的访谈,考察城市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与特征。研究发现,当下家长教育参与一方面存在“家庭本位”的局限,另一方面又向学校教育“越界”,其参与行为呈现“功利化”和“放任式”的特征。为实现家长教育参与由单一狭隘到全面深入的转变,应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实现“单向度”参与到“多维式”参与的跨越;明晰家校的权责边界,促成“越界式”参与向良好家校共育生态的蜕化;强化家长培训,推进从学业成就导向向学生全面发展的转变。

刑罚附随性制裁的逻辑架构与规范路径

除了传统的刑罚制裁外,刑事定罪还会引发大量诸如获取职业资格、担任公职、入党入伍、落户积分等方面的限制或禁止,进一步加重受刑人的负担,可称之为“刑罚附随性制裁”。近年来,我国频繁利用法律法规中的刑罚附随性制裁规定排斥受刑人,使其正当性和规范性问题成为焦点。究其原因,刑罚附随性制裁将功利主义作为其运行逻辑。对此,有必要将刑罚附随性制裁界定为“准刑罚”的性质,使刑罚附随性制裁从原有的功利主义制裁观向报应主义制裁观转化。为此,我国亟需优化刑罚附随性制裁的路径,要引导这类制裁从隐蔽走向透明,明确具体的适用条件,保障和恢复受刑人的权利,最大化地引导其朝着合理与适度的方向运行。

论教育的自成目的性——基于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的思考

如何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呼唤着教育自成目的性的理论研究。教育的自成目的性生发于教育对人之存在本性的切实关怀,以教育工具价值之于教育内在价值的随附性为核心内涵,以实现教育价值的最大化为实践旨趣,对彰显沟通交往的教育性、守卫教育公共精神及增强教育内在活力具有重要意义。长时以来,教育在迎合社会需求中对人的忽视、在转型过程中对公共精神的遗忘以及技术理性对教育内在活力的桎梏共同遮蔽了教育的自成目的性,导致教育功利化倾向愈发严重,需要复归教育的自成目的性以扭转之。为此,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关注人的潜能的发展,推动教育回归育人原点;进一步密切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丰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着力凸显教育的探究性,充分彰显教育的内在活力。

“3+1+2”新高考选科行为的分化及其功利化释疑

新高考虽然提出科学选科的制度愿景,但实际却出现了与之有出入的个体选择困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基于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分析33位考生的选科行为发现:“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所感知并影响了他们后续的选科构想和选科行为;在学业竞争大众化的背景下,考生选科构想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认知、不同成长经历的考生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差别;感知与构想共同支配考生的亲历选科行为并导致行为分化。据此,对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的认识应从行为学论域转向社会学论域,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家庭可通过影响考生的感知与构想引导考生科学选科。

中医传统运动在老年性骨质疏松症防治中的应用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是临床常见的代谢性疾病,具有发病率高且危害性大等特点,如何有效防治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发展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表明,传统运动在防治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改善其骨痛症状等方面疗效显著,且具有“简、便、廉、效”的独特优势,适宜临床推广.结合中医“通则不痛”思想,探讨“以通为用”的传统运动在老年性骨质疏松症防治中的作用,分别对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四大传统运动功法防治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的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的最新进展加以综述,以期能充分发挥传统运动功法的特色与优势,为临床科学开展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传统运动干预,从而控制疾病进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新的思路.

在功利与理性之间:市场经济下道德危机破解的马克思之维

马克思的经济道德观既不是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也不是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而是在综合二者伦理原则视域下,以资本主义经济批判为基础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是道德批判与道德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经济人”与“道德人”关系难题之解决路径,无论是对于诠释当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伦理缺失现象,还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危机的消解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基于受众理论高校学生阅读推广方向研究

受众理论作为传播学的理论之一,逐渐应用到多个领域。阅读推广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其接受效果与受众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文中利用受众理论,对现阶段高校阅读推广受众特征和阅读特征进行分析,得出高校学生现在的阅读不能满足大学生涯的阅读需求,提出了阅读推广的5个方向:专业阅读、深度阅读、功利阅读、时代阅读、储备阅读。

现象学视野下的地铁空间生存场所的营建

在城市建设向地下推进时,地下空间原始本性失却,转而表现为功用性的地铁空间。地铁空间在两方面发生了失落:原始的大地性质与空间的亲切感。面对这种地下空间的精神危机,文章从建筑现象学视角出发,还原地铁空间的一般组成要素,构造一般性的理想地铁空间,重建空间的原始特性与亲切感。在此基础上,恢复本真与亲切性的空间需与当今空间的实用导向保持适当的张力,以期纾解功利化城市建设导致的空间精神危机。

丰子恺“大艺术观”的思想之源、直接抒写与间接影射

从丰子恺的生平与经历切入,探讨了丰子恺“大艺术观”的思想之源:受到竹久梦二与中国本土佛教思想及儒释精神的直接启蒙,同时,借鉴了康德、利普斯及闵斯特伯格等人的西方美学理论。从直接与间接两个维度,以“绝缘说”“情趣说”等观点为例,结合观看态度、观看旨趣、观看目的分析“大艺术观”的直接抒写,并从思想呈现与现实批判的角度,言明“大艺术观”对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新貌和丰子恺反战思想的间接影射。

道义与事功的统一——陈亮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再研究

面对南宋秩序重建的两大主题,陈亮摆脱了理学形而上思维下的道器分离论,认识到本质与现象是通过人的主体实践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提出“道赖人以存”的政治哲学观,把对必然性的追求转向人之实践本性的发掘中。通过重新诠释孟子的性命之说,陈亮从人心之同欲的角度联接起欲望和道德的鸿沟,“仁”的实现要通过主体操存其心达到,从而确立其“公私相附”的政治正当原则。为了保证政治实践中社会道义与民众利欲的一体而成,君主就必须“交修而用”君道和师道,从而使道义与事功在公利中得到统一。

道德困境中的功利主义:述情障碍的决策假象(综述)

述情障碍是一种以情绪察觉和表达困难为特征的人格特质,在经典道德困境范式中常被检测出和功利主义决策偏好正相关,这一结论也表明述情障碍和道义论倾向负相关。加工分离法和CNI模型范式能够区分并同时测量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倾向,采用这两种范式的系列研究表明高述情障碍的道义论倾向显著减弱,而功利主义倾向和正常群体差异不显著。道德困境决策是认知推理和情感反应竞争的过程,情绪直觉系统一方减弱或激活不足,另一方的认知推理过程就更可能率先进入决策通路。高述情障碍人群的情绪唤起和情绪意识受限,难以形成快速有效的情绪直觉反应,对无辜伤害的道德规范不敏感,导致道德困境中道义论决策意愿偏低,并非功利主义决策倾向增强。

试论解决道德缺失的两条路径之融合

道德缺失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而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是其表现的两个方面。面对道德缺失问题,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决路径,功利论与义务论虽在此问题的解决上都有着贡献价值,但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德性论相对于功利论和义务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路径,其“中道”思想、对内在善的追求以及注重德性修养的渐进性特点,能够很好地弥补功利论和义务论在解决道德缺失问题上的不足。由此可见,德性论在这一问题上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德性回归也变得尤为重要。

从政府数据到公共数据:概念演进与制度选择

在数据要素政策驱动下,我国数据开放制度引入“公共数据”概念,替代了“政府数据”这一概念。受“数据功利主义”观念影响,地方立法中公共数据的规范内涵随数源主体的增多而扩张,理论研究中更是出现了以“数据内容具有公共价值或关涉公共利益”作为公共数据的认定标准。然而,公共性或公共利益的概念难以确定,具有公共价值的数据也不一定都属于公共数据。公共数据中“公共”这一概念只能指涉数源主体具有公共性,而非指“数据内容具有公共价值或关涉公共利益”,公共数据认定宜采用严格的主体标准,以防止私主体数据被不合理的纳入公共数据范畴。公共数据与私主体数据划分的意义在于二者对应着不同的数据制度,且在制度价值、制度目的、制度构造以及制度调整对象上均存在差异,制度逻辑的分殊可以防止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义务蔓延至私人数据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