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门若掩:两宋建筑画中格门的形制考释

两宋时期的格门是伦常日用的器物美学典范之一,但少有实物遗存。该文通过对两宋建筑画中格门的形制考释,描述了两宋时期建筑格门的基本构造和开阖类型,归纳了其檐下位置经营的时空演进规律,以及因循时令的气候适应性机制及构型,最后总结了格门的装饰特征和内蕴,指出其实用美学的价值所在。

宋代的科举考试立法——敕、令、格、式

宋代科举取士重立法。《贡举条制》是科举考试法的总称,其下又有敕、令、格、式等细化管理。科举条制从宋初沿唐制,至真宗朝始制订本朝《科举条制》,由疏而密。科举条制历经仁宗《庆历贡举条制》,神宗《熙宁科举条制》,哲宗朝元祐、元符条制修订的反复,徽宗朝《政和新修贡士敕令格式》,南宋《绍兴重修贡士敕令格式》的五次改革。宋代仅存的丁度《贡举条式》反映了科举条制在实践中的不断变化。两宋科举敕、令、格、式的延续修订,反映出宋代朝廷重视建立科举考试法,目的在于公正、公平科举考试取士。这种追求与努力也是宋代科举制能延续至元、明、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杂剧首服“诨裹”的形制与流行原因

首服“诨裹”最早出现并流行于宋代,是一种经过杂剧艺人夸张、变形处理后,带有滑稽色彩的头巾,也是副末或副净表演时使用的一种首服,与宋杂剧滑稽调笑的表演形式和角色属性有关。本文从物质文化研究角度出发,通过文献与文物的相互印证,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宋杂剧艺人首服“诨裹”的主要形制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并与宋代乐舞艺人首服缠头的形制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流行原因与宋杂剧表演形式和角色扮演的需要密切相关;它是在宋人日常生活首服基础上加工创造出的“新首服”。宋杂剧艺人的“诨裹”样式,为后世元明杂剧首服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创新基础。

两宋时期建筑形体组合中的挟屋初探

立足于文献、实物、图像,纵向梳理挟屋建筑形体组合相关词汇的源流和发展,横向探讨两宋时期挟屋的形态结构特征和空间类型,定位、阐释两宋时期挟屋这一形体组合类型的创新性、丰富性与特殊性。

西藏拉孜堆谐传统音乐形态及其文化诠释研究

堆谐是西藏音乐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集“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独具卫藏地区特色的民族歌舞艺术,歌词口语化,内容广泛新颖,音韵和谐,以扎年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深受西藏人民的喜爱与演绎。文章以西藏堆谐故乡——拉孜堆谐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田野观察记录、访谈、资料的比对,以及与音乐相关之民间作品的腔词关系、曲式结构、旋律乐句、节奏节拍等音乐特征的探讨与分析,力图呈现出西藏拉孜堆谐传统音乐之完整、真实的风貌与形态。而后,再由音乐面相出发,更进一步导入其文化意涵的诠释,期望经由层层深入的研究步骤,能勾勒出西藏堆谐音乐的传统文化样貌,并为其传习与传播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宋代公服金革带的形制及多元文化内涵研究

金革带是宋代公服中体现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之一,现有研究鲜有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文章结合出土文物、图像和古籍文献,深入探究宋代公服中金革带的形制及背后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研究表明:宋代金革带形制特征的独特性深受外来多元文化影响。在结构上,北方游牧民族实用主义观念与儒家“尊卑有序”的价值观相融合,使革带从悬挂工具的物件转为身份品级的象征。在工艺上,西亚浑厚质朴的金属加工技艺与宋代理学影响下的审美趣味交融,共同缔造出纹样生动、工艺朴实的金带銙。在纹样上,萨珊风格中人狮搏斗题材的装饰文化与华夏“天人合一”和谐理念的巧妙融合,形成人狮和谐的狮蛮纹样。总之,宋代金革带的形制不仅体现了官员的身份地位,更是宋代社会风貌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重要典范。

百器惟新: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研究

文房瓷器是书斋中瓷质类的文房器物。本文以设计学与图像学的方法探讨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既来源于日常器物的形制,也有因统治者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下器物形制的摹古;还有在形制上互效不同材质的工艺品;此外,文房瓷器不同窑口间同工互效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各窑口之间互效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在各自窑口的基础上模仿、创新。最终形成了宋代文房瓷器百器惟新的设计面貌。

汉歌的文体形态分析

汉代的歌是独立的文体,在原初文献中有明确的“歌”字作为区别。汉歌仍然依附于本事,延续了先秦古歌叙事的特征,又因为文人多用歌体描写个体生活,增强了文人歌的抒情性。汉代歌由杂言向齐言发展,宫廷盛行楚歌,句式集中在三兮二、三兮三、四兮三三种类型,前者与西汉哀辞有关,后两者对七言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民间以四言、三言歌为主,三言七言相杂与四言七言相杂的歌反映了七言成熟的轨迹。汉代有少量五言、七言歌诞生,但不占主流。汉代的歌一般短句歌押偶句韵,长句歌句句押韵。歌一般一韵到底,两句一转韵的歌集中在楚歌中。

郑州宋代开元寺塔形制与特征研究

郑州开元寺塔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高十余丈,为八边形13层楼阁式砖塔。民国时期,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中国古建筑学家杨廷宝、刘敦桢曾先后对此塔进行过详细的调查、测绘与摄影。1944年该塔毁于兵燹。作为郑州城内延续近1000年的最高建筑物,开元寺塔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景观价值,以“古塔晴云”之名位列乾隆“郑州八景”之一。本文依据相关历史遗留照片、调查测绘资料等文献,结合唐宋时期典型楼阁式砖塔案例特征,运用视觉还原、Sketch Up建模等辅助分析手段,对开元寺塔进行形制与特征解析。本文研究可为基于历史遗留照片、调查测绘资料等可靠历史文献进行宋代典型楼阁式砖塔复原案例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唐宋楼阁式砖塔建造特征与风格演变提供借鉴。

锡伯族民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

锡伯族民歌反映了锡伯族热爱国家和勇于为国献身的精神,歌颂了锡伯族勤劳勇敢的品格和奋发图强的斗志,展现了锡伯族民族生活风貌,讴歌了新时代、新变化。锡伯族民歌的艺术类型丰富多样,伴奏各有不同,音阶调式多变,节拍节奏灵活,体现了多民族音乐艺术形式的融合。锡伯族民歌丰富了锡伯族民族文化,记忆了民族发展的历史,生动反映了锡伯族的生活状况,展现了锡伯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家具形制

宋代家具处于中国家具从低坐向高坐转变的过渡时期,在家具发展史上占据着关键地位。以北宋绘画大师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家具为研究对象,对宋画中的家具形制进行了探究。结合北宋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图中展现的椅、凳、桌、柜等家具形制进行剖析,总结与归纳宋代市井家具的形制特点,既明晰了宋代垂足而坐形成的原因,也为后世家具的形制研究提供了参考。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论通江民间歌曲的艺术特点

通江民间歌曲是四川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传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一带。本文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文化馆收集、记录的《通江民间文学·民歌卷》一书为蓝本,对通江民间歌曲的表现题材、歌词特点、曲调来源、音乐形态等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

文化的表达与文法:“非遗”语境下华锐民歌的传承与传播

华锐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华锐地区藏族人民的民俗生活中汲取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元素,在将其作为文化表达的外在讯息的同时,也将丰富的精神内涵融注于华锐民歌文化传承的内在文法中。基于此,华锐民歌形成了富有生活情趣和艺术氛围的音乐样式。本研究聚焦于“非遗”语境下华锐民歌的表达与文法,从多重维度深入探究华锐民歌文化结构中的内容交互、艺术表达以及活态传承,以期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下推动华锐民歌文化形态和文化心态的统一,从而促进华锐民歌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传播。

“劳弗特藏”中国早期录音中的民间歌曲分析与归类

对伯特霍尔德·劳弗1901-1902年在中国考察期间录制的部分蜡筒录音歌曲进行分析,发现多数歌曲使用[孟姜女调][五更调][剪靛花调][客家小调]等曲牌进行填词歌唱,其中《妓女告状》为铁片大鼓曲牌,未知曲目名称为《和尚采花》。这一时期民间歌曲与曲艺音乐的形态,都是在一个曲牌基础上添加多段歌词演唱并讲述故事。

宋代城市楼阁类型与空间形态研究

城市楼阁是中国历史景观的显性符号,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社会建构的产物。由此,从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城市楼阁,有助于认知其符号内涵。文章以宋代城市楼阁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全宋文》251个城市楼阁文记和《宋元方志丛刊》相关图文印证,指出城市楼阁是儒家城市重要的景观符号;其次,分析儒家“天—君—民”公私观思想下楼阁的建设动因,从而导出形胜型、礼制型、乐教型的3类城市楼阁类型;最后,结合宋代城池图及山水画,总结3类城市楼阁的空间形态特征。

论宋代传奇小说中诗歌的叙事性

宋代传奇中保存着大量诗歌,总体呈现出浓烈的叙事倾向。宋代史学繁荣,传奇小说深受史学观念影响,具备鲜明的尚实风格和浓厚的纪事意味。小说中的诗歌受其沾溉,成为记录事件经过或叙述具体境况的特殊文本,包含丰富的情景事态。诗歌因表现方式的差异呈现出片段式、概括式、本末式的不同叙事形态,又因所处位置的区隔形成了开头、中间和结尾三种叙事模式。宋代传奇诗歌叙事性的彰显,是文体自身演进的结果,亦是小说内部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理学视域下苏颂的文学观及古体诗创作

北宋时期苏颂的丰功伟业已著见于史书及其友人所撰的行状中,但是苏颂的文学观及其诗歌特点鲜有提及。理学家兼诗人的身份,使其认为文学的地位相对于学问和品行居次要地位,且文学不是因艺能而贵,而是因其有用于道。基于此种文学观念,苏颂的古体诗创作呈现出了频繁使用折腰法、虚字的特点。这种特点使苏颂的古体诗散文化,这与宋初讲学之风渐盛,理学家提倡诗作以平易的语言来呈现明显的逻辑脉络,从而实现说理的目的的风气相一致。

现代传媒语境中桐城歌审美形态的发展与嬗变研究

桐城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体现了丰富的民间文化与深厚的人文民俗内涵,对于桐城歌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近年来探讨的重点。但是由于桐城歌的形成与流传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而现代传媒语境则是桐城歌目前所处的时代背景,经过时空流转,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从经验事实转变为了一种历史传统,因此,现代传媒的属性则演变为当代艺术发展的必要属性。与此同时,当代的审美表达与审美接受对于桐城歌的审美形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让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出现代美学的魅力。将现代传媒属性赋予桐城歌,在探讨其艺术价值的同时,结合现代传媒技术,探讨桐城歌的现代审美性的嬗变,进而增进桐城歌的传播效果,并将其融入旅游开发中,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的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为传承和保护桐城歌提供不竭的动力。

从墓壁画到彩绘图:宋明之际的切药刀具与剂型发展探析

陕西韩城盘乐村宋代壁画墓和明万历《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存世孤本是国内中医药领域存有详细药物炮制图的2项重要文化遗产。这些药物炮制图直观再现了宋明之际的药物炮制工序、器具等具体细节,可以弥补现有文本文献的薄弱之处。通过考察2项文化遗产可知,古代药物炮制中使用的切药铡刀是随着唐宋煮散剂型盛行,吸收及利用辽金少数民族的铡草工具而来。隋唐时期,切药工具仅有铜刀或竹刀。为了应对煮散流行后大量药材饮片细化的需要,辽金少数民族的铡草工具被引入中原成为切药铡刀。借鉴铡刀的使用手法,北宋末期衍生出仍然使用砧板、竖握、无刀架的简易铡刀;明代专业医家还改良出可以放置在桌上、形制精巧的切药铡刀。然而由于切药铡刀铸造及操作难度较大等原因,其在明中期以前并没有撼动传统切刀的常用工具地位,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