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红色歌曲的生成逻辑、艺术风格与艺术价值

红色歌曲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以歌颂党的领导、弘扬革命精神、赞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等为主题的一种新的艺术类型。延安时期的红色歌曲,以其简洁明快的旋律、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对革命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红色歌曲融入民间音乐元素,使其更具魅力和感染力。这些歌曲不仅记录了历史风貌和人民情感,不仅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还蕴含着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对激励今天的青少年和人民投身民族复兴大业,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唐宋时期佛塔地宫悬镜初探

佛塔地宫悬镜主要流行于唐宋时期,多见于横穴式地宫中。文章通过对已有资料的系统梳理与研究,认为地宫悬镜可分为顶镜、顶镜与壁镜组合两种类型,以顶镜为主;悬镜很可能是借用铜镜或“古镜”传统的驱魔辟邪功能,意在强调对地宫内舍利的镇护,这一点与当时舍利瘗埋的世俗化、末法思想的流行密切相关;地宫悬镜与墓葬悬镜关系密切,悬镜并非是某一种宗教信仰的独特内容,而是传统丧葬和辟邪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战火中的歌声:第三厅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影响

抗战时期是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强烈的艺术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歌曲作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第三厅”作为一个抗战宣传部门,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在第三厅的抗战宣传工作中,抗战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带领下,“第三厅”的成员创作出许多优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掀起了人民抗日的热潮。

宋辽金墓葬中顶心悬镜现象再探

宋辽金时期,墓室顶心多悬挂铜镜。本文以这一时期发现的28例悬镜为研究基础,将墓顶悬镜、与铜镜组合的墓顶意象、墓室内的结构和装饰视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察,认为悬镜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并且结合《营造法式》,探讨了“悬镜”语汇在屋宇、佛塔地宫建筑空间中的共享;而其表现意涵,是“取光明破暗”和“驱邪压胜”之意。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川渝地区南宋石室墓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

川渝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具有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长期具有明显地方传统的历史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知,川渝地区出土了较大数量的宋代墓葬,其中盆地周边丘陵山地多出土石室墓,石室墓中常见较为精美的仿木构雕刻,仿木构的形制亦呈现出一定的变化。通过对重庆及四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进行排比分期,研究其发展趋势及流变现象,将其具体分为乾道及之前(1173之前)、淳熙年间(1174-1189)、绍熙至嘉定(1190-1224)、嘉定之后(1224之后)四期,其中第三期又以庆元(1195-1200)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并在上述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解决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断代问题。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探讨当时同地域地面木构及仿木构建筑特点及形制发展的异同,补充川渝地区宋代建筑的研究材料,阐释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在建筑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水浒传》非“隐居”苏北兴化人撰写--就《大宋宣和遗事》中一些被《水浒传》写到的内容谈点感想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曾有“隐居”苏北兴化“施彦端”的说法。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素材”而在《水浒传》中被大量充实扩展的几个例子看来,《水浒传》的作者并非是那位被认为“隐居”于苏北兴化故居的施彦端,而更可能是久居于钱塘的施耐庵。

中国式现代化考察的新视域——史实溯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以来的热门关键词,各种媒体刊载、学术会议研讨、课题立项考察、论作著书面世等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是,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只驻足于其本身是不够的,还要特别注重两个维度——传承与发展。从“历史连续性”视域出发探究其萌芽、发端、发展的史实溯源,及其源远流长的演进走向,关注其实践内涵与理论表述的积淀与变迁。与此同时,注重其实践和理论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断丰富、升华和发展、创新。在当今新型工业化浪潮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其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但其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而是融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因此,有必要深入探析其发展进程中的“变”与“不变”,这些中国式现代化考察的新视域,有利于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川渝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及其历史意义

通过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建立了川渝地区唐五代时期斗栱、建筑形态和组群关系的形制分期,并就石窟中所见部分大木作形制与现存建筑遗存进行对比,补充论证了部分建筑形制的发展历程。研究揭示了川渝石窟寺仿木构建筑史料的主要历史价值: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川渝唐宋木构建筑遗存的缺失,二是见证了唐宋时期北方与川渝地区之间建筑形制的源流演变关系。

作为风俗画的日本绘卷《病草纸》——兼与宋代图像相比较

绘制于12世纪末的《病草纸》出自日本后白河上皇的宫廷绘师之手,是一部以疾病为主题、图文并茂的绘卷作品。先行研究主要关注《病草纸》与《饿鬼草纸》《地狱草纸》在绘画风格等方面的相似性,因而将《病草纸》视为佛教艺术“六道绘”的一环,即通过形形色色的疑难杂症来表现“人道”的苦相。本文将《病草纸》置于东亚的视域下重新理解,着重比较《病草纸》与《村医图》等宋代图像的异同,指出《病草纸》具有较强的风俗画和“戏画”特征,患者的失态形象、旁观者的嘲笑表情等,都暗示着这是一部旨在满足后白河上皇等平安时代末期没落贵族猎奇欲与自尊心的绘卷作品。

北宋真宗朝解盐运销政策改易述论

宋真宗时期,解盐运销政策交错更迭。梁鼎以商人在陕西入中粮草价格虚高,影响国家财政为由,主张取消入中粮草和实行解盐榷卖。李士衡则主张实行解盐通商,将榷酤引入陕西军费体系以解决虚估加抬造成的财政问题,同时将民众从差役中解放出来以稳定社会秩序。从具体实施效果看,李士衡的措施能够平衡解盐通商、入中粮草和军需供应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北宋经略西北边疆。

《诗经》周人居住建筑的文化蕴涵

《诗经》蕴涵的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日常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人居住建筑文化样貌。《诗经》周人的居住建筑文化是由居住建筑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居住建筑习俗等要素构成的。其中居住建筑方式有“宫、室、屋、宅、家、居、盘、宇、穴”等;居住建筑格局有“堂、庭、寝庙、仓、廪、厩”等;居住建筑习俗有“居住建筑选址仪式、居住建筑落成仪式”等。以上各要素融合、统一、凝聚形成了周人居住建筑文化的特质,反映出周人的居住建筑是以井田制为基础,以家庭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以现实生产、生活需要为宗旨的整体文化蕴涵。《诗经》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地域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结。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延安时期红色歌曲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在延安时期,红色歌曲是中国共产党构建革命话语体系、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载体。通过红色歌曲的创作与传唱,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局部执政党积极抗战、一心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形象构建与塑造,赢得了人民的信赖与拥护,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提升了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回顾和研究红色歌曲于延安时期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生动实践、显著成效与经验启示,可为新时代全面塑造“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百年大党光辉形象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