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红色歌曲的生成逻辑、艺术风格与艺术价值

红色歌曲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以歌颂党的领导、弘扬革命精神、赞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等为主题的一种新的艺术类型。延安时期的红色歌曲,以其简洁明快的旋律、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对革命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红色歌曲融入民间音乐元素,使其更具魅力和感染力。这些歌曲不仅记录了历史风貌和人民情感,不仅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还蕴含着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对激励今天的青少年和人民投身民族复兴大业,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唐宋时期佛塔地宫悬镜初探

佛塔地宫悬镜主要流行于唐宋时期,多见于横穴式地宫中。文章通过对已有资料的系统梳理与研究,认为地宫悬镜可分为顶镜、顶镜与壁镜组合两种类型,以顶镜为主;悬镜很可能是借用铜镜或“古镜”传统的驱魔辟邪功能,意在强调对地宫内舍利的镇护,这一点与当时舍利瘗埋的世俗化、末法思想的流行密切相关;地宫悬镜与墓葬悬镜关系密切,悬镜并非是某一种宗教信仰的独特内容,而是传统丧葬和辟邪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战火中的歌声:第三厅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影响

抗战时期是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强烈的艺术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歌曲作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第三厅”作为一个抗战宣传部门,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在第三厅的抗战宣传工作中,抗战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带领下,“第三厅”的成员创作出许多优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掀起了人民抗日的热潮。

论宋诗叙事的三个维度——以南宋高宗朝贬谪诗歌为例

南宋高宗朝贬谪诗的叙事特征表现有三:其一,诗人们通过增加单首诗题长度和组诗的方式,有效地拓展了诗题的叙事性;其二,诗人们经常从理性的视角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其主体情感融入其中,以致涌现出大量富含叙事性因子的自传式诗作;其三,诗人们以创新用典方式、多角度用典、以小见大和跨领域融合等方式增益叙事容量,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个体启悟和多元情绪。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对促进和形成宋诗的叙事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宋辽金墓葬中顶心悬镜现象再探

宋辽金时期,墓室顶心多悬挂铜镜。本文以这一时期发现的28例悬镜为研究基础,将墓顶悬镜、与铜镜组合的墓顶意象、墓室内的结构和装饰视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察,认为悬镜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并且结合《营造法式》,探讨了“悬镜”语汇在屋宇、佛塔地宫建筑空间中的共享;而其表现意涵,是“取光明破暗”和“驱邪压胜”之意。

试论嘉靖朝海商群体的变化——以宋素卿和王直为考察中心

明嘉靖时期,中日朝贡贸易中断,传统海洋贸易管理体系逐渐解体崩溃。东南沿海局势日渐复杂,加之明朝海洋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空间扩大,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宋素卿与王直同为海商,以明朝官方视之,皆是化外之民,是造成东南沿海倭患肆虐的不稳定因素。但宋素卿、王直处于明代对外贸易管理体系的调整期,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海商群体,对其组织运营模式、与朝贡贸易的关系及国际化途径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中后期海商群体和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轨迹。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川渝地区南宋石室墓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

川渝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具有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长期具有明显地方传统的历史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知,川渝地区出土了较大数量的宋代墓葬,其中盆地周边丘陵山地多出土石室墓,石室墓中常见较为精美的仿木构雕刻,仿木构的形制亦呈现出一定的变化。通过对重庆及四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进行排比分期,研究其发展趋势及流变现象,将其具体分为乾道及之前(1173之前)、淳熙年间(1174-1189)、绍熙至嘉定(1190-1224)、嘉定之后(1224之后)四期,其中第三期又以庆元(1195-1200)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并在上述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解决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断代问题。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探讨当时同地域地面木构及仿木构建筑特点及形制发展的异同,补充川渝地区宋代建筑的研究材料,阐释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在建筑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

《白全周墓志铭》于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横山县魏墙村。墓主白全周称贯南阳,与志文中所言先祖白居易之郡望不符,当为伪托冒袭。墓主先后在定难军担任正兵马使和节度押衙,主持回图重务。揭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定难军夏州政权以回图贸易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墓主之仕宦,由正兵马使迁转至于节度押衙,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定难军政权中,节度押衙之职级略高于正兵马使。同时,墓主还以押衙身份兼知他职,乃至管理藩镇经济事务,说明定难军节度押衙一职出现了阶官化趋向。

江西上饶包家金银冶炼遗址的冶金考古调查与研究

包家遗址位于上饶县中部,北距信江约5km。自2009年以来,考古人员对此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初步廓清了该遗址的采矿、冶炼区域,对遗址的年代、生产规模以及生产技术有了初步认识。多种证据综合显示该遗址的主要使用年代为唐宋,且有可能延续至更晚时期。包家遗址主要开采岩金矿,由于含金矿物颗粒细小,需要通过火法冶炼提取黄金。除此以外,包家遗址矿石和炉渣的银含量较高,因此古人可能同时生产金、银两种金属。包家矿石中铅含量较低,影响了银的提取效率。推测该遗址工匠因受到其专业化程度及生产组织模式的影响,未从其他区域大量进口铅以提高提银效率。包家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脉金开采以及火法冶炼金银技术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此次工作显示了结合古代文献、考古调查以及科学分析对古代冶金遗址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意义。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生平考索

潘阆是宋初著名隐士、词人、诗人。他的事迹一向湮没无闻,史乘所载,时相矛盾。经考订,知潘阆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常以卖药为生。为人疏狂放荡,虽是隐士,却热衷功名,喜结交宫廷权贵,先后两次卷入宫廷皇位斗争,两遭缉捕,一次入狱。太宗时曾任国子助教,可没几天就被撤职。真宗时做过闲散的州参军。平生与柳开、王禹偁等友善,多有唱和。

唐宋暖期我国东部重大气象、水文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唐宋时期是我国气候中的重要暖期,开展该时期区域灾害时空格局研究,可为气候变暖的影响研究提供实证案例,为潜在极端气候风险防范提供依据。基于《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以10年为时间分辨率,将气象、水文类灾种整合归类为冷害、热害、旱灾、水灾、其他灾害,并以省为基本单元统计唐宋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南北方)重大气象、水文灾害的发生频次,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唐宋暖期灾害可分为3个高发期和4个低发期,存在"较少发-高发-少发-较高发"循环的特点;南、北方自然灾害高发期和低发期并不同步;灾害发生具有空间集中性(多发于浙江、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和江苏),南方多水灾、旱灾,北方多水灾、冷害。唐宋时期灾种构成与现今相似,重大水灾发生频次是旱灾的3～4倍。受经济发展地域范围和经济水平、灾害记录详略及灾害等级评判标准差异的影响,现代灾害发生频次增大,具有区域分布集中性,主要发生于华北、华中、华南,区域分布范围明显南扩。在气候变暖情况下,应重点防范水灾、旱灾和冷害。

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

本文收集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31处宋元时期沉船资料,依据器物组合面貌异同,将所出贸易陶瓷分为7期(约1060-1360年)。通过编年结果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参与贸易活动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窑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动。而同时期各窑场受生产技术及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在外贸活动中也存在着较大的角色差异。

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

语汇是思想的表现,语汇的变化也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从先秦时期既已广泛使用的君臣之义,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的君臣道合,虽然二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但无论是语境还是语汇所折射出的政治意义都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这一语汇上的变化所揭示的是唐宋时期君臣双方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新认识。

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种类、分布、影响

宋元时期江汉平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最高、产生影响最大。受自然环境、水系特征、气候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灾害发生的时间规律与地域分布表现出夏季为高发期、平原中腹是集中地的特征。自然灾害对江汉平原区域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不仅对农业生产、经济生活造成破坏,而且带来环境景观的变迁,并给民风民俗打上烙印。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

历来注家皆认为《饮酒》作于东晋,本文提出《饮酒》作于刘宋。《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来自竹林七贤;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

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

熙宁以来科场政策的更迭变化潜藏的文学观、人才观的争论 ,对文风、学风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对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律赋的创作在北宋后期文人的作品中比重减少 ,艺术性降低 ;辞赋论政之作减少 ,辞赋作为正经文体的地位下降、弱化 ;许多辞赋缺乏铺采文、广采众学的魄力。

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

清乐和六朝乐府具有声乐属性、江南文化属性、精练属性、宫廷贵族属性和宫廷艳歌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清乐和六朝乐府诗成为了盛唐之际曲词发生的直接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