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动物图案身份考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出土于尼雅遗址,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色彩鲜艳,图案丰富,意蕴独特。目前对于此织锦上动物图案身份的研究,众多学者仍结论不一。文章以此织锦中争议较大的动物图案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对汉代不同文物上同种类型的动物图案与文献的比较分析,对此织锦上争议较大的动物图案,如鸾鸟、鸵鸟和青龙的身份进行探究,并探讨了动物图案的寓意和背后的文化内涵。

北宋名相韩琦相州园亭营造研究

北宋中期名相韩琦三判乡郡时营造的相州州园是宋代官造园林中贯彻“与民同乐”理念的先行之作,州园造景也在北方地区具有相当代表性。囿于后世史料记载含混,相州州园与韩琦私第园林的景观未曾得到梳理区别。本文以韩琦诗文为依据,还原其官私二园的动态营造过程,重构其中的堂亭景观,并结合北宋中期政治背景,论述韩琦三判乡郡前后的造园观念差异如何经由空间实践、景观叙事而塑造了相州州园的两个不同侧面:“同乐园池”与“吏隐仙府”。

汉晋诗飞鸟与音乐关系的变迁

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往往同时出现。自汉至晋,二者间的关系呈现从紧密至松散的变迁过程。汉代诗歌中有相似的音乐引发化鸟双飞结尾的结构;建安诗歌中音乐、人、飞鸟之间仍有情感联系;晋代除个别拟古诗外,诗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间的联系已不再紧密。

论宋代花鸟画与现代粉彩花鸟瓷画的关系

在粉彩瓷绘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过很多题材,其中花鸟画题材属于一个最为常见以及最为引人注目的题材。通过对现代粉彩花鸟瓷画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其无论从表达技法、色彩还是在画艺上,均可以看到传统花鸟画的一些痕迹,尤其是对宋代花鸟画有着非常深的借鉴以及运用痕迹。为此,文章先是对花鸟画做出了简要介绍,同时分析了宋代花鸟画对现代花鸟画的影响,并基于此探讨了宋代花鸟画与现代粉彩花鸟瓷画之间的关系,以此助推现代粉彩花鸟瓷画不断向好发展。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汉画像石上凤凰与朱雀图像考辨

汉代画像石上凤凰与朱雀的形象和意象非常相似且时常被混淆。本文综合考量汉画像石上凤凰和朱雀图像的造型艺术特点和不同象征寓意考辨二者的异同点及区分方法。汉画像石上凤凰与朱雀图像不仅可以从其榜题及本体造型差异来区分,还应根据其不同的职司功能,结合二者不同的固定组合搭配和应用场景进行辨识。

汉歌的文体形态分析

汉代的歌是独立的文体,在原初文献中有明确的“歌”字作为区别。汉歌仍然依附于本事,延续了先秦古歌叙事的特征,又因为文人多用歌体描写个体生活,增强了文人歌的抒情性。汉代歌由杂言向齐言发展,宫廷盛行楚歌,句式集中在三兮二、三兮三、四兮三三种类型,前者与西汉哀辞有关,后两者对七言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民间以四言、三言歌为主,三言七言相杂与四言七言相杂的歌反映了七言成熟的轨迹。汉代有少量五言、七言歌诞生,但不占主流。汉代的歌一般短句歌押偶句韵,长句歌句句押韵。歌一般一韵到底,两句一转韵的歌集中在楚歌中。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历史解释与王朝认同——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论研究

基于对南宋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南宋士人在诠释三国正闰时,皆以蜀汉为正,魏、吴为闰。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诠释,一是以帝王血胤为依据,表明刘备以汉室后裔身份建立的蜀汉政权当属正统;二是基于汉王朝连续性的角度,将蜀汉作为西汉、东汉的继承和延续。在此基础上,南宋时期编纂的三国史书中,或将蜀汉帝王纳入“帝纪”,或取蜀汉年号纪年叙事,直观呈现蜀汉的正统地位。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主张,与南宋君主的帝室血胤以及“赓续”北宋的立国方式紧密相关,是其王朝认同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

宋恕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影响

晚清温州学人宋恕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学界对其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宋恕对于三教平议、儒法之争、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以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皆发表过独到见解,其“力攻伪儒”的中国传统学术思辨不仅是其“藏诸石室,未敢示人”的思想精髓之所在,还为其变法思想提供了知识图景、历史坐标和理论基础,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梳理宋恕的学术思想,既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晚清学人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多重面相,也可以管窥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历史消息。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西汉至北宋贵州岑巩建置沿革考

岑巩素为滇楚锁钥、黔东门户,地理位置显要,为贵州文化先发地之一。其自西汉至北宋间的建置归属大致经历西汉至刘宋的无阳县、萧齐的西平阳县、南梁至南陈的夜郎郡、隋的辰溪县、唐至北宋中期的奖州(业州、舞州)及北宋末期的思州。文章以朝代为脉络,在爬梳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基础上,辨讹了西汉至唐初、唐末至北宋时期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纠正了岑巩地在这两个时期的错谬,并辨析了岑巩与思州的历史联系与区别。考其建置沿革,可明晰中央政权与黔东地区的深入互动及黔东地区从“边地”到“内地”的转化与国家大一统的发展。

当代陶瓷装饰中的宋代花鸟画元素运用

宋代花鸟画具有简洁而富有写实性的审美特点,宋代花鸟画元素在当代陶瓷装饰中的运用受到传统文化、审美素养以及专业美术培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从构图元素、写实元素、文学元素和实用元素等方面,通过实例分析宋代花鸟画在当代陶瓷装饰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