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王榘两通手札考释

王榘,清晚期汉中褒城县人,曾任户部员外郎,晚年长期任汉南书院山长。现发现王榘手札两通,内容围绕其大女儿的婚事展开,亦涉及王榘早年选择留京补缺的艰难心路历程及其在京生活困苦和补缺名次等状况,是反映晚清汉中籍京官生活的重要文献资料。通过对两通手札的多维度考释,厘清了王榘的作信时间和早年职官身份等问题,既可管窥晚清京官生活之窘迫,亦能体会拔贡补缺之不易,弥补史传记载之不足。

论混合型方言——兼谈湘粤桂土语群的性质

在方言的分化和演变的过程中,在方言区的交界处或移往外地的方言岛,由于语言接触和渗透,有些方言兼有不同时代、不同方言的特征,对应繁复,异读多、同义手段多,归入哪区都不合适,以往的学者已经提过"混合型方言"和"过渡型方言"。本文先就比较典型的几种过渡型方言归纳了一些类型特征并区别了不同的等差。然后,就湘南、粤北和桂北的连片方言,在众多学者们的调查报告中,提取了16条语音特征和60条常用词,拿9个方言点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和已知的混合型方言的类型特征是相符合的。文中还就这一片混合型方言的社会文化特征做了简要的分析。

中古以来的南北方言试说

汉语有方言乃自古而然。但重视南北之别,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却是从中古开始的。魏晋以来颜之推等诸家多有论及南北差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语方言的南北演变大势。中古以来的南北演变在现代方言中留下痕迹,如"大"字读音的差异,止摄开口齿音字的不同分布以及同义词"下"与"落"应用搭配的从北而南此消彼长,都反映出中古以来汉语南北演变的痕迹。

闽南方言与泰语中的汉语借词

历史上闽南人较早就与东南亚人民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因而闽南方言借词大量出现在泰语中。由于闽南方言在较大程度上保存着古汉语特点,因此从闽南方言的角度研究汉语借词,可以深刻理解泰语中的汉语借词,这也有助于考释泰语中汉语借词的本字。

从明清闽南方言戏文看“著”的语法化过程

实词逐渐虚化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语法成分,是汉语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自8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著"的语法化过程。试图通过"著"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以及今闽南方言口语中的各种演变(包含字形和字音的演变:"著"[t 4]→"除"[t 0]→"处"[t 0]→"咧"或"嘞"[l 0])的描写与分析,对学者们的推论起到印证、补充或修正的作用。

商丘话的子尾[tei]及相关问题

文章考察商丘话子尾及体貌助词"着"的特殊读音[tei]及其变体的来历及演变过程。联系邻近的鲁西南方言的共时差异,认为[tei]除了直接经历由[ts10]声母塞音化,韵母央化、高化并分裂为复韵母这样一个可能的变化路径外,还可能是早期子尾儿化形式的孑遗。体貌助词"着"读[tei],是因为商丘话早期"着"的语音形式与早期子尾读音[ts10]形式相同。同时联系商丘话及周边方言的子尾情况,讨论了晋南方言子尾的演变过程。

桂北平话中古宕曾梗通四摄字韵母阴化现象与关中东部方言的比较

语音系统混合程度高的方言,往往形成错综复杂的区别系统。中古宕曾梗通四摄字在桂北平话 以及关中东部等处方言里有不同程度的韵母阴化现象,这是汉语方言语音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映。对这类方 言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面的深入研究,将具有一系列语言类型学的意义。

论闽南方言岛

闽南方言岛是明、清以来随着闽南地区的居民小规模向外播迁而在其他方言区内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它对于探索特定的语言环境下语言的交际、语言的接触和语言的演变都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闽南方言岛的地理分布、闽南方言岛的历史形成、闽南方言岛的语言生活。

张大阔公丰场戏的方言特色

张大阔公丰场戏的基础方言是一种闽中方言和闽南方言的中介方言。从语音、语汇、语法、文字和语用等方面分析《大田朱坂张大阔公丰场全本》(廖法昌抄本)戏文的方言特色。

冀南方言词语重叠形式的儿化及相关问题

词语重叠形式的儿化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但以往的汉语方言研究较少有将重叠与儿化联系起来进行的。冀南方言中名词重叠形式的儿化只有"角儿角儿"等三种情况,且涉及的词语都很有限。量词重叠形式的儿化只有"(不大)点儿点儿"等四类。单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都可以儿化,单音节动词重叠的儿化形式一般都产生出了一种非儿化形式所没有的特殊表达作用或语用意义。在冀南方言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第二个音节都必须儿化;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表示程度的轻微还是程度的加重不取决于其在句子中作何种成分,而取决于整个句子是否主观化。调查研究词语重叠形式的儿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邵阳(南路)话状态形容词的结构类型

将邵阳(南路)话的状态形容词分为非重叠式状态形容词、重叠式状态形容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式,分别描写其结构类型及其特点。

湘语的历史

战国时,楚国征服了湖南全境,楚人大量移民湖南。移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即楚语,楚语是湘语的源头。楚语进入湖南,与湖南土著民所操的语言发生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南楚方言。南楚语形成以后,湖南地区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移民,南楚语受到移民语的侵入。到明清时期,近代湖南方言格局基本形成,湘语区产生。

目的论视角下的文学方言翻译研究——以陕南方言为例

对方言进行贴切的英语翻译历来都是一大挑战。从黄元英教授的《商洛民俗文化述论》中遴选了一些典型的陕南方言,根据文中语意的描述,分别进行了"方言对译法"和"口语体译法"的翻译尝试。通过分析比较,发现"口语体译法"是一种比较符合现实的方言翻译方法。

闽南语入声韵尾的分布现状及原因推测

根据厦门、泉州、潮州、雷州四处闽南语入声字为材料,分析《广韵》入声韵尾在闽南语中的演变———从[-p][-t][-k]弱化成[-揲]甚至是[-0]。通过对四地有文白异读的入声字的梳理,可以发现,文读音基本没有弱化[-揲]韵尾;白读音中,[-揲]韵尾基本上只分布在咸、山、宕、梗、江五摄中,而很少出现在深、臻、通、曾四摄。同样,在没有文白异读的字里,[-揲]韵尾基本上也只分布于咸、山、宕、梗、江五摄的白读层字中。结合粤方言、晋语等的入声韵尾弱化现象,推测闽南语入声韵尾的分化很有可能是历史上长短元音对立导致的。

南北方言的文化底蕴与重庆方言剧

方言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传承传统文化有重要的价值。汉语的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形成,有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原因,其文化在根源上虽然具有同一性但又存在差异。重庆方言属于北方话的西南片区,它与北方话内部交流基本上没有障碍。因此,重庆方言剧作为推广重庆话的一种渠道,要走向全国,应从剧本、创作者和语言应用上下功夫。

从闽南方言看闽南民间歌谣的“韵”味

闽南歌谣是我国民歌海洋中的一枝奇葩,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独特地域特色,更主要是它与当地人民的方言、文化、风土人情紧密结合。闽南民间歌谣与其赖以生存的特定的方言环境和地域文化之间,特别是闽南方言韵律与民歌乐律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动态联系。其演唱语言的韵律与方言语调中的平仄起伏、韵脚谐合之美,能让当地人民一听即懂,一唱就能引起共鸣。

大中华语区闽南语节目传播初探

大中华语区闽南语节目由闽南、台湾、潮汕三个层面的文化作为支撑。闽南语节目在传播上具有两种形态:把闽南节目作为传播闽南文化的载体;只单纯地把闽南语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闽南语节目按传播对象可分为对外、对台、对本地三种。大陆和台湾的闽南语播音主持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大陆力求走艺术化的路,但在相当的时间里没有走好;香港和台湾走的是自然化的路,并形成了相应的程式。

汉语南方方言倒置双宾结构初探

汉语南方方言倒置双宾结构一般构成给予类动词双宾句,一些方言也构成非给予类动词倒置式,表"给予义",与"VOrOp"表"取得义"形成对立,形成结构和语义对应的类型,区别于汉语普通话、英语等大多数语言双宾语结构和表义的关系类型;它并非介宾补语式的省略式,应为方言语法系统中具有初始性的基本双宾结构;它虽然不符合话题化等级序列原则支配双宾语结构语序的现象,但遵循着结构象似性原则的认知规律,在世界其他语言中也常见。

湘南土话中的通用型量词

湘南土话少数点通用量词“个”或“只”,较多的点通用量词“粒”、“头”,兼用“只”,别具特色。本文描写了湘南土话通用型量词的使用情况,并揭示其特点。

潮州话古鼻音韵的音变历程

从文献记录、方言比较和音系结构三方面论证潮州话部分宕摄和山、臻摄合口字经历了由鼻化韵母变鼻音韵再变鼻尾韵(v>η>vη)的语音变化。前一阶段鼻化韵变鼻音韵(v>η)是厦门、泉州等中心区闽南方言共有的创新,后一阶段鼻音韵变鼻尾韵(η>vη)则是潮州及其周边小部分方言在近百年间才发生的音变。经过此音变而新产生的鼻尾韵不再与中古阳声韵有直接对应关系。前后两个音变都与后高元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