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变迁谫论

改土归流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对于推动国家统一、和平、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始于清代,西南地区是重要地区。通过对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前后文化认同状况进行历史比较,可以归纳出文化认同变迁具有如下三种特征:政治文化认同的“一体化”变迁从“间接”转变为“直接”;思想文化认同的“儒家化”变迁从“特权”走向了“普遍”;民族文化认同的“交融化”变迁从“有限”趋近了“全面”。深入总结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中文化认同的变迁历史经验与规律,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等工作的开展提供智慧与启迪。

西南边疆参与澜湄合作:成就、问题与提升策略

澜湄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最富有成效的机制之一。自澜湄合作启动以来,以云南和广西为代表的西南边疆省区与湄公河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优先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但仍存在合作优势不突出、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国际交通枢纽支撑力不足、合作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为此,西南边疆省区应聚焦下一个“金色五年”的六大重点合作方向,打造澜湄合作的地方品牌,同时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澜湄合作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现高效对接,深化澜湄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融合,并加强合作支撑体系建设,保障多领域务实合作。

西南边疆农村学校教学效度困境与成因分析

教与学是教育的两个面,是教学有效性的衡量指标。我国西南边疆农村学校教学效度困境实则缘于既存的文化根基和现实的生活土壤。教育的城乡差异、民族文化差异、教育远离生活等都是导致教学效度困境的根源。应准确把握西南边疆农村学校教学效度困境的表现和成因,让西南边疆农村教育回归多元、回归日常、回应时代、回归初心。

现实主义的三重变奏——论冯良《西南边》的边地书写及其意义

冯良彝族题材长篇小说《西南边》创造性地融汇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历史小说以及寻根文学的思想质素和叙事策略,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三重变奏。小说将日常生活叙事与彝汉交融等历史主题巧妙缠绕在一起,在历史意识、人性探索以及审美形式等多个维度呈现出新意,对于破解传统现实主义写法模式以及克服新历史小说和少数民族寻根文学等的既有困局,皆有启示意义。

“安边”与“谋边”:西南边疆治理视角下蔡锷治滇实践研究

蔡锷在昆明“重九起义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针对云南在地缘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形势,蔡锷以“建设”为目标,重在“安边”,同步实施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主动缓和与英法方面关系,使革命后的云南快速恢复秩序。为更好应对持续的边疆危机,为云南的发展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蔡锷又提出了修筑滇桂铁路、完善边地治理、组建西南军事联盟的“谋边”设想,试图将云南一隅之发展与国家整体治理战略相融合。蔡锷“治滇”在促进云南现代化转型、西南边疆稳固和五族共和理论发展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仍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存在局限。

边地书写中的伦理向度、伦理困境和救赎可能——以冯良《西南边》为考察对象

冯良的《西南边》经由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人民伦理、个体自由伦理和政治伦理的指认、反思和超越,不仅完成了对边地叙事伦理的延展、补充和丰富,更彰显了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直面官方与民间、个体与族群、边地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等复杂关系的伦理勇气和伦理期待,建构了边地族群乃至全人类从精神伦理和生态伦理中重获救赎的可能。这种可能,既是边地书写的伦理进路,更是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和方向感。

西南边疆公共治理资源悬浮分析

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形势来看,西南边疆少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典范。除了先天的历史因素和地缘因素以外,公共治理资源悬浮是西南边疆难以全面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川西地区与西南边疆地区的共同点,采用实地全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对川西公共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走访和调查,力图从地缘政治和历史变迁视角透视西南边疆公共资源悬浮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西南边疆公共治理资源下沉的途径,这对于促进和改善我国边疆治理、构建西南边疆多元文化交汇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新边疆公共治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西南边疆书院发展与文化治理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中原王朝一直有“重文德,兴学校”的文化治理传统,因此书院建设成为明清政府文化治边的重要路径之一。统治者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这种边疆的文化治理路径,对现今边疆文教的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南边境实战演习中的精准卫勤保障组织

军队医院是我军卫勤保障的主体力量,直接影响我军战斗力保障力的生成提高和有效发挥,随着现代战争作战方式的转变,军队卫勤保障模式也必须顺势而变。本文从本院野战医疗所参加西南边境地区实兵实弹演习,实施精准卫勤保障经验出发,阐述实施精准卫勤保障的必要性、具体做法和建议。

西南边疆民族村农户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集,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方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提出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无显著性。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国家在场”:边缘地带国家权力的系统性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边疆治理的探索

国家权力是政治整合的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西南边疆治理面临着治理手段单一、治理能力薄弱、合法性重建等现实挑战。党和国家通过权力的系统性嵌入,推进了权力网络的全面建构和有效下沉,实现了现代国家权力在西南边疆社会有序生产,破解了长期困扰西南边疆治理历史性难题,推动了西南边疆有效治理。同时,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不仅包含着合法垄断暴力的硬权力,还需要思想文化规约的软权力的有效支撑。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借助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依托,还需要努力根植国家文化基因,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土司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土司体育文化"附属于"土司制度"而生,特指土司统治地区的体育形态,形成于元明清时期。在土司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土司制度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整合,从体育学科的特殊角度对土司社会的体育现象进行全新的综合研究和解读,提出"土司体育文化"的新概念,并对土司体育文化的理论概念、内涵结构、外延形态、核心本质进行探析研究,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庄蹻入滇”再论

在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中,庄?入滇是华夏族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件,但是从荀悦的《汉纪》开始,出现了历史文本书写的差异,庄?入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悬案。到了现代,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就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西南边疆发展的历史而言,对庄?入滇问题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同时对庄?入滇的真实性、时间、战略目的、进军线路和驻留原因问题进行辨析,将丰富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推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幼儿教师队伍管理现状分析

幼儿教师队伍素质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底子薄、基础差,导致幼儿教师队伍素质与学前教育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尤其在幼儿教师队伍的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只有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幼儿教师任用的规范化、考核评价的科学化,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幼儿教师的专业化,建立健全幼儿教师激励保障机制,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稳定幼儿教师队伍,调动幼儿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全面提高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质量。

以民族文化产业提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对东盟的传播能力

加快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对东盟的传播有利于营造有利国际舆论环境,建构良好国家形象。通过文化输出的传播力量可深化对东盟的传播效果。在当前文化变革期,文化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厚,民族文化产业应成为其对东盟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要以民族文化产业提升西南民族边疆地区对东盟的传播能力。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政治社会化问题思考——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由于地处偏远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似乎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在国家认同方面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法律规范认同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边境跨国婚姻的小孩也是祖国的花朵,尤其需要呵护。在家庭方面,需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特殊困难。在社会方面,需要通过依法加强民主政治实践来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可。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加强法制教育。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小城镇旅游开发过程中意象及其构成要素研究

少数民族小城镇的旅游开发成绩斐然,但在旅游目的地意象建构方面仍重视不足。为了探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小城镇旅游目的地的意象特征,本文选取了广西三江县城为案例,在城市意象理论的基础上,对该城镇意象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为其他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小城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如何进行城镇意象的塑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守成”理念下嘉庆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政策探析

清仁宗不因时、因势而变,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反对革新,将"守成"理念作为治理国家以及西南边疆的指导原则,注定了嘉庆时期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时代。清仁宗时常把"守成"挂在嘴边,写进圣谕,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对乾隆时期在西南边疆的各种民族政策进行了承袭,但由于嘉庆时期官场的严重腐败,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和破坏,使承袭前朝的民族政策流于形式,西南边疆的民族矛盾与官民矛盾最终愈演愈烈。

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了治理,其主要途径有:解放军进驻,维护安定,作为治理的保障;派遣中央访问团,传达中央政府的关怀,宣传共同纲领,争取及团结少数民族,构建新型的关系;建立民族自治区或联合政权,实行区域自治,改变旧的管理体制;开展抗美援朝等运动,向少数民族宣传爱国主义,树立祖国观念,形成并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人的共同意识;选拔、培养及任用民族干部,管理本民族事务;进行民主改革,完成对所有制的改造,开展民主建政,统一社会制度。

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法治探讨

跨国婚姻和涉外婚姻的概念有共同的特征,又有明显的区别。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的形成既有历史缘由,又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西南边疆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事实婚姻”,目前对跨国婚姻的法律保护陷入困境。非法婚姻既给贫困家庭带来积重难返的压力,也给边疆社会治理带来严重危机。必须依据跨国婚姻的实际情况落实新生子女入户,依据宜疏不宜堵的原则加快跨国婚姻立法和修法,从行政立法和执法层面解决跨国婚姻面临的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