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奥斯丁法律概念的再认识

奥斯丁用"主权者的命令"来解释法律,在学界引发很多争论和误解。其实,这只是一种认识方法,以证成法律的存在方式与作用,并不排斥法律与其他社会要素的联系。事实上,奥斯丁为解决法律与一般功利之间的张力,阐释了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制衡关系,为主权者设定了必要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法律概念的社会张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梅因和哈特对法律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拓展。所以,在谈到奥斯丁的法律概念时,不能只强调其作为主权者命令的一面,还要看到其为化解法律概念的内在张力而为法律概念所开放的空间。片面强调法律中的单一要素,就会使法律与社会脱节,对法律的这种僵化解释将成为社会实践的阻碍。

20世纪初年上海知识界国家观念的更新

20世纪初年汇集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围绕民族救亡和民权革命的主题更新国家观念。张扬主权意识以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交逼侵凌,反抗满洲贵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压迫;强化国民意识以推倒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主权在民的“中华共和国”。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从皇朝体制向共和政治嬗替,成为辛亥年国家制度变革的思想先导。

论由主权者产生的法律

文章从对哈特法概念的分析推导出"实证法"与社会可能具有的紧张关系,并按波斯纳的观点,把实证法的构成者:制定法、先例,以及自然法观念,都仅仅看成是法官分析案件的信息,提出了法律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由立法机关(包括制宪机关)和司法机关产生的规范产品,并突出由主权者(人民)形成的社会背景结构。

论康德自由概念下的道德哲学

康德由知识何以可能逼出先验自由的可能,进而引申出实践自由和道德何以可能,凸现出自由概念在其道德哲学中重要地位。在他看来没有自由也就没有道德,道德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自由是道德的自由,只有自由的人才是道德实践中的至善的人。

略论梁启超国家观的发展脉络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其思想上的变化体现着近代知识分子国家观念的转变与发展。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梁启超的国家观念整体上沿着戊戌变法时期、赴日初期、游美归来以后三个时期变化。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对后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改良,抑或是革命,都有着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观念更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侧重于理论的探讨是一个突出特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确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而正确历史观的确立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既需要历史学学者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摆脱已有的历代王朝史观、“民族”(nation)观念的桎梏,更新一系列观念。

论中国主权海域开发大安全观

鉴于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主要是我国来自海洋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并且着眼于落实中共十八大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由于来自海域比来自陆域的安全挑战更为突出与尖锐,所以有必要以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创树与践行中国主权海域开发大安全观:保障国土空间安全,统筹陆海两域国家开发战略;保障海洋权益安全,以区域为对象采取有效对策;保障海洋资源安全,逐步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保障海洋经济安全,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取向;保障海洋生态安全,分别解决各大海域污染问题;保障海洋社会安全,创新涉海职能部门管理模式;保障海洋信息安全,抢占海洋信息战略思想高地;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大力完善四通八达战略格局;保障海洋军事安全,务实推进区域和谐海洋建设;保障全球海洋安全,加大步伐跨入海洋强国行列。上述十大"保障",形成了中国主权海域开发大安全观的推进体系,能够为国家全面经略海洋,逐步建成海洋强国提供理论上的坐标系和实践上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