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学史的国际政治学:《剑桥俄罗斯文学史》的话语性和学术性

苏联解体以及之后的进程表明,苏联体制内学者编纂的汗牛充栋的俄罗斯文学史,和这个国家一样是失败的,相反,“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编纂的同类成果,则仍有学术生命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莫泽主编的《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影响力尤甚。这部文学史,率先确立在帝国进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文学史观,搭建正视俄罗斯文学是在欧洲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学史框架,运用在俄国文化变迁历程中认识俄罗斯文学的方法。这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冷战”时代西方政治正确话语的文学史,是大多局限于用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文学史编纂的苏联体制内学者所不能及的。

理解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标准比较

恩格斯在1847年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1859年在写给拉萨尔的评《济金根》一信中又提出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明确地把它界定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恩格斯提出的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其实不然,因为不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创始人马克思对文学批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而且恩格斯本人前后两次提出的标准的内涵也不完全一致。

文学史撰写与诠释学

哲学诠释学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文学史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与诠释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史料、史观与史撰三方面均可看出细致入微的分析诠释在文学史撰写中的奠基意义。

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兼论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分界点之一,就在于研究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在两种语言思维观念形成的各自惯性系统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双项汇通中寻找共生的平衡与生存的第三种立场,因此也形成了第三种文学批评。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基于两种以上国族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比较文学批评。从历史的历时性来看,在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存在着范式革命的冲突与对话,这种冲突与对话是相当紧张的,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多年来,比较文学为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所产生的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做出了最大张力的解释与努力。比较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学术文化推动力,实际上,比较文学就是全球史观的文学研究。

“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重估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在1930年代的学术论衡

在考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应对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最靠谱的方案是从学术史遴选典型公案。由此观之,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三位大家在1930年代围绕"‘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公案所呈示的专业角色、思维路径与学识视野,不啻为一出精彩的学术史剧,即把"西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这一命题史案化了。其中,"纯文学"对应"西学(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应"中国经验(对象)",于是,郭、朱、钱三人各自安顿"‘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关系时的学术论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学术界百年来何以回应"西学东渐"的历史隐喻。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简论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研究文学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结合研究文学,是任何一种"主义"或学说都无法替代的批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文艺观,便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对应的本体论,也会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对应的批评论。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观点"看文艺和从"美学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是有机地联系着的。

错位与救赎:晚清小说的慕史观念

小说的慕史观念,是一种无奈的追寻,它既是小说作茧自缚的文学理念,又是其冲出围城的希望。尴尬的社会身份和错位的批评心态,长期滞阻了小说理论的正常发展。异域文化的移植,给近代小说指明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途径,回归于对普通人生的体察。小说立足于世俗人情的维度,突破慕史的既定途辙,把捉寻常家庭的生活场景,获就文体独立的存在价值。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文化夹居者”的自我探寻

文章以姚新勇的新著《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共同精神家园建设》为例,分析批评者自身的身份选择。其中结合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亦即"汉"与"非汉"之间的"文化夹居者"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对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大国而言,族群之间及其多元的文坛内部,需要的是相互宽容;而宽容的前提是尊重和了解。进一步说,尊重的对象包括自我也包括他人;了解则意味着做到公正客观的知己知彼。

论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的思想内容

清代是古代咏史诗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在众多咏史诗集中,罗惇衍的《集义轩咏史诗钞》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有感而发,观古人之善恶得失、为自身之规范鉴戒,是孔门"兴观群怨"文艺观的忠实践行者。在选材方面,诗人眼光独到,能够注意到社会文化发展中众多的变化,以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历史,并通过咏史传达出这种变化。在注释体例上采用自注、释词以注典,充分体现出诗集的文献价值和补史之功。诗集虽是恪守《御批资治通鉴》所作,却处处渗透着诗人以史为鉴、教化人心的史学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认识论和表彰乡贤、以诗传人的文献观。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探析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方法论的总原则 ,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文艺学批评实践的检验 ,被证明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而且还具有强大生命力。

刘增杰和他的文学思潮研究

本文通过回顾著名解放区文学史家、现代文学思潮史家刘增杰先生 30多年的治学之路 。

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

隋朝终结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实行中央集权,文书行政成为帝国运作的基本特征,文书的风格亦由此成为政治问题。隋文帝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治书侍御史李谔希旨上书,欲以文字狱革除南朝绮靡文风,他对"江左齐梁"的批评似针对地方州县的旧齐士人而发,文学复古并非其宗旨,而是其反文学的手段。自职官制度、历史地理、文学观念三重视野交互观之,可透视《上书正文体》这一文学批评史名篇中蕴涵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唐初史家文学观与创作实践探析

唐初史家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肯定文学的艺术特征,第一次提出融合南北之所长的主张,开了唐代复古文学之先声。他们所撰的史传散文更是唐初诗文革新的代表。与同时期的文学家、经学家和政治家的文学观相比较,可鲜明看出唐初史家文学观之特性与高明之处。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文学本位、经典化效能与多元文学史观的初步形成——以《诗选刊》为中心的20世纪80年代诗歌历史考察

《诗选刊》表征与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它显示出的文学本位立场与标准,令其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重要的诗歌现象,并在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格局中成为敏锐而勇敢的先行者与破冰者;同时也在诗人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独特的效能;而其开阔多元的文学史观则保证了当代中国诗歌版图的完整。《诗选刊》的文学史功能和意义,当被确认与重申。

作为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的“重返八十年代”

在程光炜所发起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活动中,"八十年代文学"既是一种文学史观,又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他针对当代文学学科"批评化"的弊端,提出了学科的"历史化"和研究主体的"历史化"。"八十年代文学"不是物理时间性的"断代"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文学时间性质的"整体性"概念。"个案研究"正是"历史化"和"整体性"理念的具体体现,并且为反思文学史叙事留下了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史实”与“史识”教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因社会现实变迁和传统教学习惯的养成有着强烈的教学改革要求。根据笔者在具体的现代文学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观察和分析,认为现在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处理好文学史实事件、文学史识意识及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存在的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

“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刘知幾文史观再认识

刘知幾通过对文、史流变的考察以及对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文才与史才的辨析,指出史家之文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核,体现了历史叙事之美,而文士之文绮扬绣合、雕章缛彩,以之叙事,必定损害史学之实录品格,而且认为文士不懂史学义例、史家撰述宗旨,缺乏史才。因此,他主张文史应该分离,文人不能修史。

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与《西厢记》新探

社会政治因素一直是讨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与《西厢记》的重点,但把《水浒传》和《西厢记》结合起来研究,可发现应有四个主要方面影响着金圣叹的"腰斩":一,历史来源;二,人生观与世界观;三,文学批评创造性;四,文法艺术要求。正是在这些诸多因素的交织下,金圣叹斩定了《水浒传》与《西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