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越南的权力监督改革——基于路径依赖的视角

越南的权力监督改革主要缘于正式规则的连续性累积作用,非正式规则的渐进、内生式影响以及特殊利益集团保持制度变迁惯性的推动力。其中,宪政制度、国家治理模式与融合型文化及宗教信仰的结合,共同奠定了多元监督之基,而顶层设计的缺失和意识形态之争又为其凭添变数;全局视域下,经济体制转型和权力格局的调整,共同构筑了越南权力监督改革的稳定性,而法律规制效果欠佳、权力崇拜与服从型政治文化以及权力红利的存在则是改革渐进性的重要原因;特殊利益集团关于权力监督的态度认知和风险成本,使内发式监督陷入困境,执政党的外部效应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

特殊利益集团与转型国家制度变迁

本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出发,在一个正式模型框架下详细考察了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特征。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动态过程的特征存在差异,非正式制度的演变是渐进的连续过程,而正式制度不会频繁改变。适应于现行体制结构的有权势特殊利益集团通常会对正式制度的改变施加阻力。当非正式制度演变达到一定阀值,特殊利益集团结束对原有正式制度的坚持,从而发生迅速而剧烈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有权势特殊利益集团和本国其他社会基础状况都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路径有重要影响,是转型国家改革过程中应关注的重点所在。

利益平衡:和谐社会与经济法的新使命——如何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

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成果被少数人获取的体现,这一集团的存在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使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和共同富裕目标难以实现。和谐社会要想实现各种利益的均衡,就要赋予经济法平衡和谐的新使命,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二次分配功能,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改革成果。

国有企业改革遇到新难题

本文认为,从目前的国有企业来看,垄断企业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政府变为企业;企业的资本构成发生了变化,许多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股份制,有的还有外国资本介入;企业具有分配自主权,利润不再上缴国家,可以自主分配;企业具有经营自主权,国家计划对之已无太大约束力。国有企业拥有获得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享有国家投资和股票上市的优先权,能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进而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与原来不同,现在有些国有企业已经变异为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代表国家利益。因此,必须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行业体制改革,而不是把垄断行业做大做强。当然,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还存在很多困难,但只要有中央的共识、坚定的决心以及强有力的措施,垄断行业的改革就有望取得进展。

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平正义,阻碍改革的深入进行,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无论何种特殊利益集团,都有权力行走的轨迹。对公共管理者而言,需要重振公共行政的精神,采取多项举措抵制和治理特殊利益集团。

规制俘获理论研究评述

在近年来规制俘获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指出随着规制环境的变化,规制俘获研究开始呈现跨学科趋势,在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规制俘获理论交叉、融合,发展出企业政治战略理论、规制的法律与经济分析、特殊利益政治学、规制社会资本理论等新的研究内容和领域。通过介绍这些领域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和最新进展,指出跨学科研究丰富和完善了规制俘获理论,并最终使其向综合的科学理论方向发展。

利益集团、制度僵化与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以马来西亚为例,以奥尔森的国家兴亡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导致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在马来西亚,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制度僵化,致使投资和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能力难以提升,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经济增长阶段也就不能从既往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进化到创新驱动、财富驱动阶段,从而摆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缺失——释析集团利益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随着利益集团的兴起,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日趋受到不断冲击。利益集团作为集团利益的代表,在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集团利益通过集团行动完成着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在中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也在遭受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剥损。

中美贸易往来中不可忽视的利益集团——工会

2009年9月11日,根据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申请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这一决定给中国相关产业带来极大的打击。通过这起案件,我们看到以保护劳工权益为名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因此,分析作为美国利益集团之一的工会及其在中美贸易往来中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美国借保护劳工权益之名进行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探析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平正义,阻碍了改革的深入进行。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需要重振公共行政的精神,抵制和治理特殊利益集团。

蓝牙技术发展及其在物联网中的应用展望

文中主要介绍蓝牙技术的发展历程及蓝牙技术在物联网中应用。蓝牙技术从最初1.1版本到现在4.2版本,已经有8个版本。重点介绍了低功耗蓝牙的诞生、蓝牙3.0和蓝牙4.0技术,以及低功耗蓝牙、传统蓝牙和高速蓝牙在物联网中的应用。最后根据近几年蓝牙新技术发展情况,对蓝牙技术在物联网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基本路径分析

特殊利益集团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它的存在妨碍市场竞争,削弱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恶化干群关系,加剧收入分配差距,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转。如何以切实可行的方式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成为一个值得广泛重视和探讨的重要问题。治理利益集团的现实可行措施应主要包括: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减少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遏制地方和部门利益,扩大弱势群体代表自身利益合理参与政策制定的程度,维护市场秩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

特殊群体是一类有着特殊利益要求的群体,在2003年非典事件中,以非典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为代表的特殊群体与社会利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平衡这种冲突,不仅是法律的功能也是政府的责任。借鉴国际国内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与发展政策并重的方法,从立法、司法等方面平衡被打乱的利益格局,使特殊群体利益得到补偿,从而完善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体系。

简析西半球次区域经济组织的兴起

次区域经济组织的兴起是20世纪末在全球和区域出现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描述了西半球次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探讨了其产生的动力主要在于生产要素的互补、生产一体化和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激励三种因素;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次区域经济组织与区域经济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学习效应。

收入不平等、集体行动和农业保护

本文利用跨国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农业保护政策的影响是以农业利益集团规模为条件的。当农业利益集团规模大于(小于)某一临界值时,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就将导致农业保护水平的提高(降低)。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理论分析及启示

区域集团化的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国内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追求市场多元化,克服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获得政治竞争优势。关税同盟理论表明,区域集团的贸易创造效应可能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利,贸易转移效应可能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利;大市场理论表明,区域集团能够促使规模经济形成,加剧竞争,提高管理和刺激技术发展,增进区域内直接投资;奥尔森的理论表明,区域集团会对成员国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约束,促进各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区域集团化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应以国家长期利益为重,树立均胜观;加强对内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合作。

当代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腐败与财富收入不平等

近几十年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出现少数拥有财富、权力和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参与政治活动,操控美国政治和政府决策,导致政治腐败事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公共利益受损等社会问题。为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收效甚微。表面上看,问题的原因是在于特殊利益集团政治化,然而现象背后的本质则在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政策导向。

关于SPE引发问题的思考

安然事件使特殊目的实体(SPE)这一新的金融工具日益受到关注。SPE设立的真正目的是分散或转移风险、节约融资成本及合法避税,但是由于会计准则特别是合并报表规则上的漏洞,使SPE沦落为某些企业表外融资、隐藏债务的工具。文章分析了SPE真正的目的和性质,指出合并报表规则上的缺陷是如何导致SPE沦落的,同时以安然公司对SPE的利用为例探讨了对SPE的改进措施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美“轮胎特保案”的政治经济分析——写在轮胎特保一周年之际

2009年9月11日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本文利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G-H-K模型进行扩展,分析了美国推行特保的行为。经笔者分析发现:美国的三阶段决策机制中,存在可以磋商和游说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把握这些机会,积极应对,尽量减少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

特殊利益群体的维权行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为视角

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利益群体的维权行为给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带来新的挑战。要有效控制特殊利益群体的维权行为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需要从根本上把握特殊利益群体产生的"来龙去脉"。在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之当下,减少利益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是处理特殊群体维权的科学途径。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准确把握特殊群体未来发展趋势,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前提。同时,强化政府自身建设,筑建社会管理法治壁垒,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时代潮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