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Advisors for the 3rd Committee of CCPIT and CC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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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

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典中,有必要根据生态环境责任的特殊性需求、生态环境诉讼的功能承载需求、环境司法的发展需求,系统规定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该制度秉承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量生态环境诉讼理论的新发展和环境司法改革的实践成果,发挥生态环境诉讼制度定分止争、权利维护和公共政策实施的功能。具体而言,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应遵循能动司法与合作司法运行理念,按照环境司法机构专门化、审理程序综合化、审判制度系统化、公益救济合作化的要求建构。在规则层面,着重考量不同环境诉讼之间的衔接、专门司法机构设置、管辖机制的优化、“多审合一”的实质化、专门证据规则的制定、替代性修复规则的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确定、执行合作机制的确立等。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研究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司法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处于诉讼程序最前端的司法管辖问题始终存在,阻碍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后续程序推进和实体争议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带来向好信号,但由于条文规定的模糊性和效力层级的有限性,管辖连接点、管辖法院和管辖事项的明确性不足,尚有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管辖连接点模糊、民刑交叉案件下海事法院和普通法院管辖冲突、涉外海洋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管辖法院不明以及海陆交叉区域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管辖争议四个焦点问题。以上述问题为支点,探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路径,并提出经由《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改进行统一立法建构。

国家亲权理论指导下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解释论的三维分析

专门教育在适用中存在理论指引缺位、条件对象模糊、程序杂糅等问题,导致其内部存在适用不协调甚至混同适用的情形。国家亲权理论要求专门教育适用必须坚持贯彻一元保护主义与最后性原则。普通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适用的核心要件均为监护人无监护能力,通过对部分罪错未成年人指涉范围的实质限缩或扩张可以发现,两者的适用对象并不存在交叉。普通专门教育适用程序具有行政属性,专门矫治教育适用程序具有准司法属性,这一结论具有实定法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应以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为枢纽,组建具有二元属性、双重工作模式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以重塑专门教育适用程序并构建不同程序间的衔接机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领导机构建设与运行研究——以鄂豫皖根据地道委为中心的考察

八七会议后,为统筹暴动事宜,中共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党组织开始整合、集中,分别建立领导区域内工作的统一机构,向着“区域组织化”迈进。伴随中共重心向乡村转移,特委、中心县委无法适应,组织工作面临调整。中共中央在大别山区建立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道委员会,平衡上下级关系,配合苏维埃政权建设,弥补省委、县委间过大的组织差距。道委建立后,未能发挥预期作用。鄂豫皖省委依据不同区域组织状况,调整机构设置,作“组织区域化”再布局,撤销豫东南道委、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建成鄂东北、皖西北道委并立苏区的组织格局。限于指导能力及斗争形势,鄂东北、皖西北道委分别陷入“领导过严”与“自主过大”两种窠臼,组织能效有限。道委的创设、调整、实践体现中共由“区域组织化”到“组织区域化”的演进历程,反映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方领导机构建设、运行进路,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提供经验、教训。

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问题研究

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原创性成果,检察公益诉讼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彰显出独特的制度效能。实践表明,检察公益诉讼无法完全与传统诉讼兼容,当前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实践相对于该制度的健康发展亦存在不足之处,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正当其时。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工作不仅是落实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破解实践难题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建立在良好基础上的有益尝试。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应在把握检察公益诉讼规律以及吸收司法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制度加以完善;应根据检察公益诉讼的实际需要来整合现有规范,设计出科学的法律框架,明确制度重点内容,为检察公益诉讼的有序进行提供法律依据。

节制资本思维: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路径构建

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康美药业案”折射出新《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对证券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足。证券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受损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增大企业融资难度,影响资本市场发展。基于此,节制资本思维成为证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的底层逻辑,“实践—制度—理论”成为证券中小投资者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逻辑。今后应以节制资本思维为基础,构建以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二元化、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诉讼原则、科学设置损害赔偿金的计算及分配方式、降低投资者诉讼成本、拓展检察机关派驻证监机关检察机构职能为框架的证券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路径。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规则反思与路径建构

特别代表人诉讼是解决证券群体性纠纷的重要方式。特定的起诉主体资格、特殊的诉讼启动规则以及严格的案件选择标准等特点使特别代表人诉讼能有效节约诉讼资源、激励投资者维权、震慑违法行为。我国证券违法案件呈高发态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大幅下降,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面临着前置条件影响诉讼的高效开展、选案标准实用性不强、单一的启动主体模式维权乏力等困境。为完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需要逐步放宽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前置条件、优化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案件选取流程、探索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的纠纷解决模式。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中重大关系的处理策略

“检察公益诉讼法”宜被定位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特别程序法。单行法之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与《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2款之间构成特别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关系。全部或部分放弃补充诉权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督促之诉”的功能定位将不再名副其实。检察机关选择民事公益诉讼,须以侵权主体明确和责任主体具有履行能力为必要条件。检察机关选择行政公益诉讼,须以行政监管措施未穷尽且依法具有可行性为必要条件。构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负面清单,有助于检察机关精准地选择诉讼类型。为实现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权、使用权和监督权分治,应当将赔偿金纳入财政部门设立的公益诉讼基金专户统一管理,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使用,检察机关对使用进行流程监督。

1928年阜阳武装起义称谓问题新探

1928年4月9日由中共皖北特委领导和发动的阜阳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关于这次起义的称谓,文献中有“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皖北暴动”“阜阳暴动”“四九暴动”“四九起义”和“阜阳起义”等多种表述。当下党史著作和宣传教育中广泛使用的“四九起义”称谓没有遵循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称谓“地名+起义”的一般原则,不利于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使用“阜阳起义”这一称谓,既体现了称谓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拓展、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和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

抗战初期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组织建设述略

在东北抗战初期,在党内、党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共满洲省委在南满地区建立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承担上传下达、联系上下级组织,统筹兼顾,推进地方党组织建设,强化地方党组织独立领导能力等任务。作为“外援型”的组织层级,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建立,增强了东北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了地方党组织工作的独立性和适应性,强化了东北党组织的灵活性和严密性,对党在东北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投服中心参与特别代表人诉讼调解机制的完善——以泽达易盛案为例

泽达易盛案是全国首例涉科创板上市公司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也是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在本案中,投服中心以特别代表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调解,其专业性与威慑力较强,能有效减少投资者的成本。同时,该案还对“保护投资者”与“维护市场稳定”、“诉讼效率”与“诉讼代表性”两对复杂关系进行了有效平衡,释放了建设良好营商环境的信号。然而,投服中心在参与集体诉讼调解时也面临法律困境,包括强制调解制度下身份冲突和调解运行与监督缺乏明确指引。为完善投服中心参与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调解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投服中心身份定位,完善调解运行规则,优化监督规则,建立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等。

我国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用及完善

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顺应我国证券侵权行为频发、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该制度主要借鉴了美国集团诉讼,但又具有中国特色,根据我国国情进行了制度创新。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诞生提高了诉讼效率,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程序难以启动、选案标准模糊、激励机制不足,这些问题亟待完善。在完善中国特别代表人诉讼方面,应当重点考虑加强普通代表人诉讼与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衔接转化、细化选案标准、建立激励机制,以推动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高效解决证券纠纷。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引发了对法律手段的迫切需求,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其立法势在必行。在制定相关法律时,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实现法律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本文围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与重要性、在环境法典中的规范定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门法构建以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明确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多元联结:乡村人才振兴视域下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创新——基于G省的案例分析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基于对G省高素质农民培育3个试点市、7个试点县(区)的现实考察,发现通过建立G省农民培育专委会,G省构建了以乡村人才振兴为目标的“多元联结”农民培育模式,成为该省壮大农村高素质农民群体的重要组织形式。根据“多元联结”侧重点的不同,农民培育组织模式可归纳为能人带动模式、科研助农模式、创新孵化模式与选、育、用一体化模式四种类型,且各有优劣。乡村人才振兴视域下,壮大高素质农民群体亟需以专委会为代表的“第三部门”,打通“沉睡”资源的“变现”渠道,因地制宜地开发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发挥“头雁效应”,兼顾合法性与效率,激活乡村人才引擎,赋能乡村振兴。

德国监事会合格履职的组织法保障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监事会合格履职的最大障碍是履职保障机制,尤其是组织法保障的严重缺失。德国公司法规范已从创设特殊的职责履行人(如监事会主席和各类专门委员会)和完善内部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为监事会履职的组织法保障做出细致规定,监事会组成及任职条件方面的立法经验同样极富启发意义。为了应对飞速变化的公司实践,德国立法者还为公司做出“补充性”和“相异性”规定预留了巨大的自治空间。监事会自主设置的各类专门委员会有助于其更高效地履职。监事会,包括各委员会及监事会主席均有权以公司名义实施合格履职所必需的法律行为。

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的界定与构建

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是作为与社会法实体内容相对应的程序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救济则无权利,反过来,有权利就要有救济,有实体法必有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法,否则权利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社会法特别诉讼具有诉讼请求多元化、当事人之间实质不平等、诉讼程序简便高效、倾斜保护的理念等不同于传统诉讼程序的特征,而司法实践依然将传统的诉讼程序应用于处理社会法纠纷,导致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势在必行,应当从基本原则、管辖制度、审判组织、举证责任、诉讼费用制度、审限制度等方面对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进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