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特赦”的法理言说——从人权、宪法实施、法治三个层面说起

"特赦"关系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与国家刑罚的执行,绝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偶然性的政治决定来看待,否则会对国家的人权理念、宪法权威以及法治建设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国家正着力推动宪法实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认真对待"特赦"应是我们不可回避更不容小觑的命题。在立宪时代,"特赦"是一个储藏着人权保障价值的法律概念,而人权保障之根本规范为一国之宪法。那么,在法理逻辑上应将"特赦"措置在宪法之人权规范实施的范畴之内,而实施之路径应由以宪法为纲的法治来铺就。

特赦问题研究

赦免,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盛世时赦少,乱世赦多也是历史所证明的。赦多则宽暴徒、伤良民,使国家法令废弛,更有鼓励犯罪之嫌。当今社会,赦免是许多国家弥补法律僵化的重要手段,然而赦免对于法治的违背使人们对赦免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且赦免存在滥用政治目的的可能。目前,我国关于特赦的立法并不成熟;社会的后续接受能力也有限;老百姓对特赦所产生的危机感更是难以消除,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宜进行特赦。

论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的现实意义

现代赦免制度尤其是其中的特赦制度,作为刑事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宪政体制和刑事法治领域诸多核心而又敏感的问题。本文在阐释了特赦的概念及其特征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特赦立法的现状,在指出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的作用和意义之后,提出了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范围。

对我国特赦制度现状的思考

现代特赦制度具有保障人权、调解矛盾、维护国家稳定的功效,当今世界,特赦制度在绝大多数法治构建比较完备的国家都有明文规定。应对我国特赦制度发展的现状进行思考,以对我国特赦制度的完善建言建策。

中国与美国现代特赦制度实践比较研究

21世纪是特赦制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2015年之后我国特赦制度的实证研究有持续增多趋势,但相应的比较研究有待增加。美国有先进的特赦制度和丰富的现代特赦实践经验。现代美国特赦执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特赦制度的发展走向。目前,我国有了八次运行特赦制度的实践经验,可以认为已经到了改革我国特赦制度的最佳时期。我国应当从正反两方面的方法论上借鉴美国的特赦制度:一方面,完善赦免制度的类型体系,增加自下而上的特赦启动模式;另一方面,预防特赦决定主体权力绝对化。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再次实行特赦之建言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再次实行特赦,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我们建议,可以采用附条件特赦的形式,确立“现实社会危险性”之评估标准,适度恢复赦免性减刑,并适当扩大特赦之适用对象范围。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所谓“原罪”案件应予考察,并特赦部分相关人员。同时,应当将由于法律变更而导致被判罪刑严重不均衡的罪犯,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过较大贡献并曾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服刑罪犯,疫情期间因相关涉疫型犯罪被定罪量刑的服刑罪犯,以及引起我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外交纷争并已在国内判刑的罪犯纳入特赦的适用范围。

关于在建党百年之际再次实行特赦之研讨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再次实行特赦,具有重要的政治与法治意义。立足于新时期两次特赦的相关实践,有必要适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法》,采用附条件特赦之形式,适度恢复赦免性减刑制度。新时期两次特赦所确定的九类适用对象还可以在整体上保留,但也需要根据特赦的具体实践状况适当予以调整,并适当扩大其适用的对象范围,尤其是有必要将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所谓"原罪"纳入其中。

刑事政策视野下终身监禁制度之检视

终身监禁制度的刑事政策价值在于,基于政治考量的符号功能和在削减死刑罪名进程中的试点效应与过渡角色,这体现了决策者从注重规范实用性向更注重政策实用性的理念转向。终身监禁制度面临诸多困境,试图在死缓考验期内通过重大立功来减刑的现实意义有限,主张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仍可通过重大立功来减刑和暂予监外执行的观点均有违法律的明文规定,唯有特赦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