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bellious Spirit in Shelley’s Poetry

雪莱的诗歌反映了他争取平等和自由的反叛思想。诗歌中揭示了他对上层阶级的诅咒 。

文学与图像视野下唐代诗歌女性形象书写

六朝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谢赫的“六法”论为仕女画艺术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学理支持,并开启了新的文艺美学走势。唐代画家以精湛的技艺践行了六朝人的审美理想,同时也为诗歌人物形象的传神描写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唐代诗人将仕女画的“骨法用笔”、线条勾勒和敷彩设色等艺术技巧施之于诗歌女性形象描写中,从而刻画出“气韵生动”的女性形象。唐代诗歌与绘画艺术上的互通、互渗不仅体现在高超精妙的技巧上,更体现在深层次的艺术精神上。

走向成熟的唐代游记文学

从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的视角 ,就唐代游记文学的演化历程与内在精神展开探讨 ,由此看出 ,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古文运动的兴起与诗性精神的浸润共同推动着唐代游记文学的走向成熟 ,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游记文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元结的前奏到柳宗元的高潮 ,以及与此相辉映的中晚唐游记创作 。

杜甫所受的侠风濡染及对侠文化的接受

杜甫与侠和侠文化的关系是全面认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视角,也是杜甫研究中较少探知的方面。唐代高昂的任侠风气成为杜甫生活其中并为其濡染,使其行为和创作深受影响的现实动因。而杜甫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刚正侠义的家风濡染和刚直不羁的个性等因素成为他崇尚侠义、歌颂游侠的精神支柱,也成就了他儒侠互补、书气与侠义并行不悖的个性气质。与唐代其他文人相比,杜甫对侠的接受有着儒家正义的选择性,表现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杜甫对侠的清醒认识、选择接受和辩证宣扬,使侠超越了个人名利而上升到国家民众的高度,提升了侠义人格,使侠文化超越了狭隘的恩仇观念,成为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能产生积极影响的精神力量。

盛唐诗歌的任侠精神

盛唐诗人热情礼赞任侠精神并非意在单纯地抒发对游侠的顶礼膜拜之情 ,其真正旨归在于借游侠以表现他们狂热的入世激情。即对生活的激情拥抱 ,意欲效功当世有用于社会的热烈情怀 ,对自身价值的社会认可之强烈渴望 ,以及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生构画。所以 ,盛唐诗歌的任侠精神就其实质而言 。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与唐诗文学价值

唐诗在主导的人文精神、批判现实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艺术等方面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复杂、庞大的体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铸造了品格昂扬健康、充满人文情怀、现实精神和抒情艺术再创辉煌的唐代诗歌成就。

“气”:李白及其诗歌的最大标志

"气"是李白及其诗歌的最大标志,析而论之可分为仙气、狂气、义气、骨气、奇气、酒气、豪气、逸气、怨气等。这些"气",既相区别,更相联系,甚至从某种角度说难分彼此。它们相互渗透,共同氤氲出李白这一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千古奇人的独特性、神异性和不可再生性。透过这些"气",李白才显得那样的光芒四射和丰富多彩,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晕染出盛唐文化的绚烂。

唐代诗歌书法共同繁荣原因探微

唐代诗歌书法艺术都达到了其发展的艺术高峰,二者之间又能融会合流,共同繁荣,其原因主要在于唐代国力的空前强盛,思想领域内的大力开放,科举制度的以诗、书取士政策,历代皇帝对诗、书的大力提倡,其他姊妹艺术同时繁荣的影响,以及创作主体所表现出的共同艺术精神。唐代不同时期诗歌书法的发展,都贯穿了这种基本的艺术精神。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论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史观

严羽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断代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史观。他以"悟""气象"和"词、理、意兴"等审美范畴作为不同朝代诗歌的品评标准,以汉魏晋盛唐诗歌为典范。严羽要求"辨体制",阐述了诗体的起源与流变规律。他重视以楚辞为本的"起",辨析楚辞汉魏晋的诗体源流,又强调体制的"变",阐明了汉魏晋诗歌在开创诗体中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正本清源。他的"五唐分期"说、"以盛唐为法"和"扬唐抑宋"的宗唐观,对明清产生了重要影响。严羽在诗歌正变观的基础上,还体现了辨证意识,他以朝代评诗只是大体而言的。对于宋代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等,他也能给予肯定。中唐的柳宗元也因他的肯定而确立了诗史地位。

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文学史价值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就其宇宙精神而言,足以站在时代的峰巅,回眸天人关系的文化原点,引领灵魂的经典走向不朽。这正是它“以孤篇压全唐”“竟为大家”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它的文学史价值之所在。作为描述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文学史,不可不对作家及其作品中所会通的宇宙意识和由宇宙意识升华、凝练的宇宙精神进行点睛勾勒和重笔书写。

从诗歌看唐人对武则天的评价——兼论唐诗的自由品质和现实精神

武则天的功过是非历来备受争议,但前人的研究多基于历史典籍或小说、戏曲、影视作品,而诗歌却未受到重视。唐代诗歌对武则天持普遍歌颂的态度,这与唐文、唐史有所不同,也与后世诗歌存在很大差异。究其原因,一是诗歌不同于公文,与政治关系相对疏远,更多地反映了诗人的本真情感;二是唐代武则天形象还未经过后代史学家和理学家的歪曲;三是唐诗并不关注武则天那些没有现实借鉴意义的私生活。唐代关于武则天的诗歌体现了唐诗可贵的自由品质和现实精神。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丰富的童真世界,永远的精神家园——从儿童文学视角探究唐代牧童诗

唐诗是中华民族的一块文化瑰宝,唐诗中表现牧童丰富生活、塑造牧童鲜明形象的"牧童诗",不但蕴含着创作者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精神家园,而且也为今天的小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童真世界。古典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为弥补儿童精神需要的一种补偿性文学,是儿童阅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教育者和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简论唐诗中的音乐美

唐代诗歌和音乐水乳交融;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具有韵律的美;入诗的乐器多种多样;诗歌和音乐也相互促进和结合;诗人描绘音乐的手段和效果非常独特。

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刍论

唐代是汉语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而初唐到中唐缺乏像敦煌变文那样集中反映当时口语的作品,因此,唐诗就成为研究唐代词汇的一项重要资料。白居易诗歌语料通俗、丰富可靠,无疑可以作为唐诗词汇研究的典型代表。回顾了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的概况,按时间可以分为唐宋至明清、20世纪初期、20世纪40年代、20世纪5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5个时期,并对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进行了评介,试图通过这种回顾和评介,勾勒出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的概貌。

开元政治的恤灾观念与关照民生的诗歌意识

唐玄宗开元年间,一改高宗武后时期重视祥瑞的政治风气而对现实的自然灾害极为关心,尤其对频繁发生于京洛山东一带的水旱灾害更为焦虑。受到这种恤灾观念的影响,以裴耀卿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和以高适、杜甫为代表的诗人,结合自己在这一地域中具体的为官经历和生活体验,形成了忧虑灾害、关照民生的意识。与此相应,求雨施惠的政治行为又与“喜雨”的意识相结合,给诗文中的农田风光带来清新质朴的生活气息。

从宴会诗序看唐诗创作趋向的转变

宴会诗序大致分为朝享宴会、文人游乐宴会、群聚赋诗宴会、家宴、赠别宴会五类。记录了应制唱和、群聚赋诗、节日游乐、离别送行等真切场景,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鲜明地展现出唐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既有规模宏大的应制唱和,也有追寻魏晋风流的集体创作,既是时代风向的鲜明标记,也属独抒性灵的感性空间,更是人生感慨的真切流露。唐代宴会诗序是诗人性情的晴雨表,也是时代兴衰起伏的风向标,鲜明地表现出一代文风的变化:初唐尚丽,盛唐主气,中唐求理。

男权规范与女性主义纠结下的双重文化镜像——论第三代女性诗歌的文化悖论

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的诗歌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诗歌",一方面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男性中心社会和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施虐",以对女性自身生命原真状态的揭示建构起妇女解放的新话语,另一方面又以对传统女性精神的返顾与留恋,显示着甘愿回到"传统女性"的倾向。她们的诗歌以对男性显性层面的反抗与隐性层面的依恋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悖反意蕴。

“起承转合”译,“传神达意”宜

陶渊明诗文的朴真与恬淡通过其诗中的"神"字与"意"字跃然纸上。无论是陶渊明诗文中的"神"字,还是其中的"意"字,与译者而言,都是中古文化"神意"不可违的翻译对象。汪榕培教授运"起承转合"之译笔,使陶渊明之"神"、"意"历久弥新,"传神与达意"比肩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