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新发展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发生重大调整,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备受关注。2021年《监察法实施条例》将履行公职的人民监督员纳入监察范围,确立了人民监督员作为监察对象的法律地位。人民监督员行使的监督权属于公权力。对此,宜从监督权力和维护公益两个维度进一步证成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必要性。未来,顺应《监察法》第一次修改的趋向,健全符合人民监督员作为监察对象之法律地位的制度新方案:首先,转变理念认知,规范人民监督员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形式及其限度;其次,确定人民监督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调动其秉公用权的主动性;最后,提高人民监督员履职用权的素能,重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培训与考核等工作的质量。

监察法规的基本属性研究

监察法规具有跨法和政治的鲜明特点,是连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桥梁纽带,是将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方面,监察法规属于法律法规的一种,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相衔接,符合一般法律的制定要求,具有一般法律的属性;另一方面,它也与党内法规相衔接,与党内法规的基本理念、原则要求保持一致,本质上是党内法规的法律形式表达,具有相较一般法律法规更为突出的政治属性。监察法规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建立在对其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之上。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分区监察制度之运作与地方社会——以湖南湖北监察使苗培成为中心(1940—1945)

为行使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创设分区监察制度,派监察使巡回监察地方。全面抗战期间,分区监察制度逐步完善。以战时担任湖南湖北监察使的苗培成为典型案例,可呈现分区监察制度的运作实态。在任期间,苗培成认真履职,先后十余次巡回视察两省数个县份,考察地方情形,行使建议、纠举、弹劾等职权,展现了分区监察制度与战时湖南、湖北地方社会的互动。苗培成勤勉敬业却收效甚微,诸多痼疾未有改善,揭示了分区监察制度的困境:制度设计与现实情形割裂;付诸实践时重形式而轻实质,有将“视察”等同于“监察”之嫌;与党权、军权、行政权相比,监察权始终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监察权无法切实发挥作用是国民党政权在战时日趋腐败蜕化、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

国家统一原则下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监督权概念

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监督权源于中央授权所形成的权力秩序。这一学理概念引发了学界对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其背后反映出对为何监督的理论分析不足。国家统一原则作为我国的一项宪制秩序,主要包括单一制、地方自治、资源更优配置三项子原则,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监督权提供了价值指引。一方面,国家统一原则使得宪法加入了第31条,中央需要在“必要”时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国家统一原则明确了中央作为制度的决定者与参与者具有双重身份,须根据特定情形行使不同的权力。由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监督权形成了纠正式监督与支持式监督两种功能。同时在此引领下构建了中央受动、联动、主动的监督方式,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依据以及决定者与参与者的不同行使机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纪与国法互动的历史轨迹来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分水岭,呈现出由“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理解纪法衔接的内涵,要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关系的三个面向:党纪与国法之间存在界限,不能混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严而不厉”是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纪法衔接的规则指引。当下纪法衔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化以及处置上存在“以纪代法”和“以罚代刑”现象。为此,需要从完善纪法规范、强化纪法界限意识、坚守法治原则、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等方面加以应对。

论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推进的背景下,2018年《监察法》第15条明确将村委会管理人员纳入监察范围。一方面,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的公权力分为两类,即国家公权力和部分社会公权力;另一方面,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管理人员并非当然具有职务犯罪主体身份。通过对206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得知,有必要在保障基层自治的前提下,健全监督村委会管理人员行使公权力行为的规范方案:第一,凸显村委会管理人员作为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第二,明确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行使公权力的主要内容;第三,丰富包括监察机关在内的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方式;第四,强化村委会管理人员不当用权的法律责任。由此,方能加强监察机关对村委会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工作质效,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论监察机关在引渡诉讼中的职能

监察机关是我国反腐败专门机构。在开展引渡等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监察机关履行一定刑事司法职能,应当承担《引渡法》所要求的刑事司法机关引渡诉讼职能。我国《引渡法》应当确立国家监委在引渡合作中主管机关的法律地位。作为引渡诉讼主管机关,国家监委有权以自己名义通过外交部提出引渡请求,需要通缉羁押被请求引渡人的,有权以自己名义通过外交途径或者被请求国同意的其他途径提出。当外交部向被请求国作出有关限制追诉或者量刑的承诺的,应当听取国家监委的意见。对于有关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整体评价、特定性原则等问题的承诺,国家监委有权自行作出决定。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管名录及系统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关于伴生放射性矿监管要求,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分析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管名录确定过程和考虑,同时介绍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信息系统,提出依据矿产种类、工艺流程等制定分类监管要求的建议,建议深化监管信息系统,增加辐射环境影响评估、监测预警等功能,促进监管能力现代化。

美国“限制法案”背后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审查策略研究

[研究目的]“限制法案”反映出美国强化针对“对手国家”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ICTS)审查,给我国在美科技行业造成冲击。把握美国ICTS审查策略的发展有助于相关企业做好应对,同时为我国ICTS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通过文本分析法梳理美国强化ICTS审查的方式,探讨审查策略的深层原因与审查行为的本质。[研究结论]美国ICTS审查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强制行为,目的在于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预计未来美国将拓展“制裁清单”,由审查交易转为审查实际控制人。我国应加强ICTS领域的国际合作,完善ICTS供应链安全审查体系。相关企业应积极推进数据合规,构筑风险防火墙做好应对。

中共五大创设监察委员会的原因探赜

党的五大创设监察委员会,是革命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壮举,是响应共产国际要求、适应中国共产党发展状况和地位变化、加强党内团结统一的需要,同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监察工作的实践探索也为创设监察委员会提供了可能。监察委员会的创立,基本确立了党内监督的基本模式,一定意义上加强了党内民主,是大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突出成果之一。

新时代监察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我国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国家监察法学”这个概念,新时代条件下应在国家监察法学层面开启监察法学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新篇章。监察法学如欲在现有学科体系中取得恰当地位并对改革实践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引和纠偏作用,必须形成整全严密的理论体系、科学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独具特色的内容,其中尤为重要者乃是理论体系之科学构建。未来监察法学的体系建构,应当以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原则、民主集中制和公职人员廉洁义务为理论基点,以监察法治原理(包括合法性原则、民主正当性原则、功能优化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为理论指导,以监察基础理论、监察法律制度和监察实践应用等为研究对象,以监察法与监察法治、监察权(力)与监察权利、监察主体与监察对象、监察行为与监察责任等为基本范畴。

国家审计监控公共经济权力运行——基于道德维度的探讨

国家审计无论从本质、功能,还是实践角度,无不揭橥了其对公共经济权力运行是否适当的监控,面对当前公共经济权力变异(不作为、行权过当和以权谋私)的现状,若追根溯源深挖权力行使者思想的痼疾,不可否认,权力变异只不过是道德缺失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投影。而道德对权力的监控有其独特的作用机制,本文就国家审计如何发挥道德监控权力的作用提出宣传部、文化部、教育部、审计署联合建立道德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从娃娃抓起强化全体公民的基于传统文化精华的道德教育、协助中纪委挖掘传统家族家规的精华、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涵养道德、尝试开展道德审计等四个要素构成的框架机制。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权限范围与制度构建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方式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具有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合理性基础。根据我国立法权扩容的惯例和现实考量,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规范依据应遵循《立法法》初步确认,《宪法》最终确认的路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范围包括执行法律规定和履行内部行政管理职责的事项。基于规范和实践需求,履行监察职责的事项应被纳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立法范围。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规范运行,需在《决定》基础上进一步厘定监察法规效力位阶,完善制定程序、构建立法监督体系,以确保监察法规制定权与现有立法制度有效衔接。

第五次宪法修正案蕴含的党规与国法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制度支柱。第五次宪法修正案是新时代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一次重大宪制变迁,必然会涉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导。"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形塑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党的领导"领域的交叉关系,即国家法律抽象确认与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创设催生了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新机制。党政联合制定混合性党规体现出党规国法的"一体关系","留置"取代"双规"等法治先行先试路径彰显出党规国法的转化关系。

论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

国家监察权同样存在被滥用和发生腐败的可能,必须予以制约和监督。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应当遵循有利于国家监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制约与社会监督并重、外部制约监督与内部制约监督相结合以及依法制约与监督的原则。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包括执政党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制约与监督,社会组织和社会舆论、公民个人的监督,以及国家监察机关自身的制约与监督等几种,并依主体的不同而需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程序。为保障对国家监察权制约与监督的顺利进行,还需要配套采取大力推进监察信息公开、保障检察权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以及保障律师在国家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依法执业的权利等措施。

政府研发补贴、国家审计和企业创新——基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国家审计为切入点,选取2007—2016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审计署公布的审计公告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环境,采用多时点倍分法探讨国家审计对研发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国家审计强化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并且,国家审计是通过监督作用和激励作用两种渠道改善研发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研究结论从外部监督和激励视角为理解国有企业研发补贴低效率之谜提供新的解释,为建立和健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参考。

我国高校监察制度的性质、功能与改革愿景

高校监察机构作为校内负责行政监察工作的职能部门,由高校自主设置并主要执行内部纪律规则,与行政监察部门"异体同质"并形成共治关系。高校监察制度兼有实现政纪自察和维持学术自律之现实功能,后者与高校学术惩戒制度之功能并行不悖,但必须尊重中国高校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律。将高校纳入国家监察范围应属必要,但两种监察之职能交叉主要限于廉政监察层面。因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该制度之调整主要表现为规则制定、政纪追责和人员产生的双重化倾向。未来高校监察制度仍有存续价值,其对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是在既往"以内部监察和纪检约束为主渠道"的模式之上完善创新,包括例外性地嵌入监察派驻制度,明确派驻情形、授权形式、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职责权限;通过监察对象和职责权限的区分与衔接,理顺高校监察机构与监察委员会及其派驻机构的监督关系;行政监察与人事监管相分离,处理好学校监察机构、教职工所在单位和人事部门的关系。在廉政监察之外,国家监察不宜直接介入高校内部监督工作,可以通过强化对在高校学术专业发展方面具有监管职能的政府部门和专业性人民团体的监察,进一步推进高校内部监督法治化规范化。

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解读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文简称《刑事诉讼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实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而制定的司法解释。它在总结监察调查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衔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具体化了检察机关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合法性的规定,从而落实《宪法》和《监察法》关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规定。它还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从非法证据排除、监察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案件材料的完整性三个方面对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其基本目标是促进监察调查的刑事化转型,从而实现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统一。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是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能行为,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的外部制约,不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畴。所以,检察机关只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材料,并不判断监察立案和监察调查行为的合法性;如果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存在非法证据或者证据真实性存疑,只能将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要求监察机关履行补充证据和说明义务,但不能运用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行为等法律监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