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在日本的流播与衍变

《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重要典籍。《三字经》大约于14-15世纪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人的汉学启蒙读物。随着时代以及自身文化的发展,日本人在使用此书的同时,也创编了不少对《三字经》进行改编、注释以及翻译的作品。另外,日本人也模仿《三字经》,创作出不少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新作品。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第一人

欧阳修的《诗本义》最先打破唐以来《诗经》研究僵局 ,大胆批驳《诗序》和毛、郑说诗谬误 ,提出依据文本、求诸人情、考之文理以探求诗人之意 ;肯定“情欲心”的合理性 ,对“淫诗”的解读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诗经》研究由经学转文学欧阳修开拓之功不可没。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从版本流传和文本重建论《乐记》的成书

《乐记》作为中国音乐美学史和儒学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其成书与作者问题一直是学术史上聚讼的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从版本流传、文献采辑和文本的思想重建入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乐记》在先秦并未成书,而是经河间儒学集成以往文献成果,进行创造性的思想重建而完成。作为河间古文经学核心,其与河间诸经一样被长期禁抑,不能被公开授受,以致流传线索或隐或现,存在着中秘本、河间王禹本和礼学博士私授本等多个版本流传,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保存了河间"天礼之学"的儒学重构体系。

唐代清乐“三十二曲”考——曲目辨析与文献批判

《通典》中记载至杜佑时,唐代清乐“曲辞在者”三十二曲。这一记载为《旧唐书》《乐府诗集》等文献所继承,但却发生了曲目的微妙变化,通行本点校者对汉魏六朝乐府曲目的理解又各有差异,导致对“三十二曲”的点断互不相容。在这一现象背后起作用的,是中古音乐文献文本的层累生成机制;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对其进行文本构造分析和文献生成批判。通过纠正前人失误和改变解读思路,可以最终考定唐代清乐“三十二曲”为何,并对中古音乐史料的性质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仪式的“绾合”与“漂荡”——《诗经》农祭诗文本结构溯源蠡测

祭祀仪式推动主导着《诗经》农祭诗的文本结构形态产生变化,使之呈现多样丰富的景致。分析各叙事质素所占权重及叙事逻辑编排方式,其文本结构形态可分为:线性时间贯穿的圆形循环结构;祭祀仪式统摄的程序化封闭性结构;外部叙事质素介入祭祀仪式的混合型结构(半开放性结构);外部叙事因素占主导,祭祀仪式退却的开放性结构。文本结构不同则是由周王室社会时代的变迁,雅颂之体对于籍田礼仪进展程序的捕捉与表达,农祭乐歌诉诸的农业之神、祖先崇拜在神格属性、等级上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然农祭诗文本结构的相似性特征,是与周王朝始祖神话的记忆孑遗,农业立国之本的重视,国人对于丰穰之年的诉求期盼、民间信仰绾合在一起的。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春秋时代称《诗》之风对孔子“诗教”的影响

春秋称《诗》之风对孔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理念上,使孔子重视《诗》的传授,以《诗》作为教学内容;二是在学《诗》目的上,使孔子重视《诗》的政治功用,重视《诗》在伦理教化、性情修养和增长见识方面的作用;三是在引诗、解诗的方式上,孔子也深受《左传》一类解诗性质的引诗的影响。春秋时代人们称《诗》时没有文本观念,而孔子却已具有朦胧的文本概念,他在引导学生理解诗歌时,要求他们注意《诗》作者的本意。可以说孔子诗教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春秋时代称《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安大简《诗经》与《毛诗》的章次差异初探

安大简《诗经》与《毛诗》有14篇在章次方面存在差异,因《诗经》多重章叠唱,故大多章次变化后对诗旨表达、诗意理解并无影响。但《驷驖》、《绸缪》两诗较特殊:《毛诗·驷驖》采用倒叙手法,而安大简《驷驖》将二、三章顺序变化后采用插叙或顺序手法,相较而言,《毛诗》章次顺序更佳;《绸缪》一诗早在1984年就有学者质疑二、三章错简,简本《绸缪》正好颠倒二、三章顺序,从婚俗和《绸缪》的音乐来看,简本章次顺序更允洽,但也无法排除《毛诗》章次的合理性。

简帛《诗》文本与今传本章序差异考论——从海昏简《诗》谈起

新出海昏《诗》价值极大,其章序与安大简《诗经》、清华简《诗》类文献有类似之处,但某些篇章与今传本《诗经》有明显的章序差异。通过对新出文献此类现象的梳理,并分析《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断章赋诗”的《诗》用方式,可以进一步明确《诗》文本的编纂过程中各家诗传章序有别的主要原因。“断章赋诗”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既是一种断章取义,又因脱离“歌诗必类”的合乐要求,可能为各家编纂整理《诗》文本提供了不同章序的可能。

《唐诗画谱》中的文图规范、图解文本和文图张力

作为明代“诗书画”一体的代表作,《唐诗画谱》中的图文关系,学界尚未进行系统、深入探究。从文图规范角度而言,《唐诗画谱》中的插图并非以唐诗原貌为本,而以带有异文甚至笔误的手写唐诗为准。作为阐释诗意的图解文本,插图不仅详细、直观、准确、丰富、深度地再现诗意,同时也充分利用插图的创造力,巧妙地表现诗意乃至诗外之音,使诗歌评价跳出惯有的诗学标准和诗派之争,揭示出图解文本在诗歌阐释中的学术价值。由于艺术特质不同,《唐诗画谱》在处理诗画矛盾的同时,对文图张力进行有益探索,展现出诗画互让、互转和互换三种类型,为文图关系健康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值得读图时代借鉴。

文本与技术:清代花谱的生成与传播

清代花谱目前所见应为146部,较之明代花谱在菊花、兰花、月季三种专谱数量上大为增加。《广群芳谱》与《花镜》开拓了花谱创作的两种路径:一是朝廷官方提供的"厚民资生"的宏观价值导向;二是民间士人形成的"大而经济,微而理学"的价值旨趣。花谱文本受到了政治关涉、学术演进、个人兴趣的立体塑造,呈现出旨趣各异的文本形态。花谱技术实际上形成于士人园圃的地方性微观知识,花谱对园艺技术的实录往往滞后于技术的产生;花谱技术受制于悦目怡情、名花情结的审美标准,存在重文轻图的局限,现代学者在"科学想象"的语境下,对花谱文本进行增删改造,从侧面印证了花谱技术的缺憾;花谱置身于士士相因、士农相隔、士商相间的阶层交际网络中,其技术的交流、更新与传播终归无法突破阶层界限,亦难于走向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