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以来,对是否应当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特别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值班律师和量刑建议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科学规范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审理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补强证据来源于口供或同案被告人供述的要慎重、建立公设辩护人和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两种模式、结合实际推行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以切实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罪犯减刑中“确有悔改表现”之审查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如果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可获得减刑。目前,法院在“确有悔改表现”的审查认定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证据的证明标准缺失、证据的审查认定流于形式、审查认定的时段存在局限性。为保证“确有悔改表现”审查认定的妥当性,促进减刑制度积极效能之发挥,应对“确有悔改表现”审查认定制度予以完善,可采取的完善进路包括:确立证据的证明标准,法院对减刑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设置减刑奖励的事后撤销情形。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非要件事实证明标准探析

狭义的刑事非要件事实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实体性事实,包括量刑事实和诸如逮捕、立案等其他过程事实。证明标准层次化构建的内在机理是在司法动态运作过程中,审判者就不同证明对象的重要性对其证明程度进行区分,实际是控辩双方所提出证据的证明力的差异程度,这种差异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区分重要诉讼权利与一般诉讼权利、以中度、低度证明标准为基础,高度证明标准为补充、特殊情况下有利于被告、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原则。适用高度证明标准的非要件事实有从重量刑事实和提起公诉;适用中度证明标准的有部分从轻量刑事实、逮捕和没收违法所得;适用低度证明标准的有部分从轻量刑事实、拘留、其他侦查行为和立案。

标准海事通信用语与日常英语口语的差异分析

标准海事通信用语和日常英语口语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口语变体,二者就语言本身存在着诸多差异。针对实际应用中标准海事通信用语由于受到日常英语口语影响而不规范的问题,通过实例阐释日常英语口语与标准海事通信用语在虚词使用、缩略形式使用、数字与时间表达方式、句式方面的差异,旨在规范标准海事通信用语的使用。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量刑阶段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问题探讨

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基于混合模板的汉英口语对话系统句子生成器(英文)

基于短语本位语法体系,本文提出了一个混合模板方法用于实现汉语口语对话系统语言生成器.在此混合模板方法中定义短语模板用于生成汉语短语;定义句子模板用于生成基本的肯定陈述句;此外还定义了句型变换规则用于生成肯定陈述之外的汉语句型,比如否定句和疑问句等.实验表明,混合模板汉语句子生成器具有高可移植性和相对令人满意的语句生成效果,由此可认为该混合模板方法是可行的.

认罪认罚从宽证明标准认识误区的驳正

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是否排除合理怀疑的问题,学界存在三种学说:证明标准同等说,证明标准降低说,证明标准折中说。对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刑事法律制度的解释,既需要体现出该制度的独特价值,又应当大体符合底线正义和对效率的追求。现有的三种学说,皆失之偏至,要么使得这一制度显得冗余,要么为了效率牺牲正义。同等说坚持了正义,却无法解释认罪认罚制度的独特价值,使该制度的存在显得冗余;降低说误以为认罪认罚制度完全是效率思维的产物,忽视了该制度对正义的追求;折中说主张区分不同情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但这种灵活把握的中庸提议始终未能提供合理、可行的区分原则。因而,需要对认罪认罚制度的证明标准既有学说进行驳正,走出关于证明标准的认识误区。综合考量,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合理解释是,检察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建议仅对法院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有约束力,而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本来就与证明标准无关。

“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运用

刑事案件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疑问且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的构成疑罪。疑罪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机关承担,证据不足则指控之罪不成立。被控告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司法机关综合分析疑罪案件中的证据后,判决有罪所依据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认定,否则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作出无罪判决。

试论美国描写语言学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谈起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语言论》中确立了一系列语言结构共时描写的原则和方法。本文集中从四个方面探讨描写语言学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语素分析法及词类归并原则的运用；突出短语结构在句法学中的地位，从形式入手分析句法结构、划定句子成分；直接成分分析法的运用；对汉语语法体系嬗变的影响。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探析

剥夺犯罪者的生命是最为严重的刑罚,因而作出死刑判决应当是万分慎重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死刑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区别规定,而是统一适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体现不出我国对死刑判决的审慎态度。在域外各国大幅减少死刑适用甚至废除死刑的背景之下,我国也应当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予以精细完善,如区分死刑案件定罪与量刑程序证明标准、设置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配套机制等,对死刑判决质量进行严格把关,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

减少死刑误判现象之方法初探——兼论完善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死刑误判现象的一再发生,损害了公民、社会利益及司法公信力。限制、减少死刑误判应着重完善,甚至改革我国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分而治之"的解决思路在可行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应当通过在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优势证据规则",细化法定量刑情节,扭转我国"重刑"观念来解决死刑误判问题。

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初探

近些年来,随着司法活动中"重定罪、轻量刑"的审判程序弊端的不断显现,学者对大陆法系定罪量刑一体化的模式的反思也随之深入,而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成为我国审判程序改革的重要趋势。证据问题是量刑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主要包括证据的构成,证据所需要证明的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等。

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探析

我国在量刑规范化的改革中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变了过去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合一的状态,使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出现了相对分离,同时,由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适用于定罪程序的证据规则不一定适用量刑程序。因此,为了准确地进行量刑,就有必要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问题进行研究,构建出量刑程序中的证据适用规则。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之探讨——基于对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区分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已成为这一制度试点改革的一大难题,目前学界和实务界争论流派众多,令人莫衷一是。然而,作为证据确实、充分之标准的三个条件并未因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而消失,在坚持实质真实原则的前提下,为避免"疑罪从轻"导致冤假错案,对定罪事实及不纯正的量刑事实之证明仍应坚持传统的证明标准,但证据的调查程序和证明规则可从简;而对于纯正的量刑事实证明之标准则可以适当降低,从而达到有的放矢、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之目的。

浅议我国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定罪与量刑适用于同一证明标准,而国外的做法又有所不同,多为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应在我国建立以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为主要划分依据的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诗经》之重章叠句对近体诗词格律之影响

《诗经》结构形式上重章叠句的特点对近体诗词的格律有明显的影响。重章叠句的主要功能是反复、强调。诗词格律中的用韵和平仄粘对也是循环反复的。《诗经》对近体诗词格律的影响体现了文学艺术形式发展的一般规律。

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以证据为核心进行量刑裁判是量刑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有效保障。量刑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规则等层面均表现出不同于定罪证据的特质。在死刑案件中,对量刑证据规则的设定以及量刑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应该更加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