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的首次判断权

尊重行政的首次判断权意味着行政诉讼的上诉审类似性。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初期,公法权利体现为不受非法侵害的自由,由相对独立的机关审查并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即可维护秩序、保障自由,但权利保护理念的高扬与公法权利内涵的扩张使得法院不能止步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不复是一种内嵌于诉讼构造中的先验性诫命,而是尊重行政权判断优势的个案考量。首次判断权的最小行使单位是行政行为的理由,法院是否要在其他理由上进行替代性判断取决于权利保护实效性的要求、法院的事实发现能力以及行政裁量余地。可以依据诉讼类型分类讨论行政首次判断权的展开:撤销诉讼以行政行为为中心,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即可保护原告的自由,变更行政处罚判决只能是一种极个别的例外情形;给付诉讼则聚焦于法律关系,服务于实体公法权利的实现,因此要为尊重行政的首次判断权提供更实质的理由,这通常是行政在事实调查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或保有无法进一步压缩的裁量。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履职标准认定探析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如今日益成为我国解决生态环境纠纷、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我国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分为两个阶段,即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两个程序的连接点,因此作为其依据的履职标准在整个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履职标准认定进行检视与反思,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更好促进诉前程序的完善与发展。

行政诉讼调解中罚款变更的适用标准

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采用申请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诉讼过程中亦可采取调解的方式以实际解决行政纠纷,终结诉讼程序。行政处罚类行政诉讼调解书涉及罚款事项,但罚款变更的范围、依据、标准等各不相同,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处分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的审查权,是多元化实质性化解纠纷不可回避的难题。法院应当审查罚款变更的合法性和自愿性,对于降幅超出法定范围的不予认可。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依职权选择公开调解协议。对于罚款金额降幅超过50%以及多次违法受罚的,严格审查。

论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

履行判决作为行政诉讼法法定判决方式的一种,是基于判决类型化制度而言的。在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的观念逐步拓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确立的情况下,履行判决本身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却备受冷落,其适用比例占判决总数量始终偏低,行政诉讼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对于外化为作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本身合法性的审查,行政不作为的违法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多"与履行判决的"少"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履行判决之所以备受"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对于其适用范围、判决内容明晰程度、期限的确定等适用规则等问题未加以重视,亦未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履行判决被审慎适用。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并非对履行判决制度进行推倒重建,而是在深刻研究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之上,提出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和在行政诉讼法现有条文框架内完成对于履行判决制度存在问题的完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并行不悖地重新架构履行判决制度,其根本导向是保障公民欲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深度和力度。

试论比例原则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德国首创的行政法原则,有不少国家予以运用。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该原则的价值在于从权利的基本性质和法治国的实质精神出发,对行政权进行有效控制,体现出法的正义。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将其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可以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提高审判的可操作性和司法权威性,有助于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论环境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以德国法上的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为例

一般说来,环境标准是否具有拘束法官或者法院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法律性质。但是,近20年来,在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承认传统上只具有内部效力或者间接外部效力的环境标准作为法院裁判行政案件的依据。德国法上把这类环境标准称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尽管这种做法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因此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但支持者认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有其法理上的根据。我国承认这类环境标准对法院之拘束力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的中国图景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近20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表现为立法论、比较论和建构论的三重面向。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前后,围绕行政诉讼类型是否需要法律明定,我国行政法学理形成肯定论与否定论的理论交锋。日本行政诉讼类型法定论、德国行政诉讼类型形态论、意大利行政诉讼预防性保护论,构成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的三重域外资源。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规则的建构,是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精细化发展的表现。经由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解释,并结合我国本土行政审判的实践探索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理念贯彻,能够形成我国特有的行政诉讼类型化规范模式,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行政审判的制度优势。

行政公益诉讼的范畴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近年来引起了我国理论界和法治实践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然而,行政公益诉讼的诸多重大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尤其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究竟应当容纳哪些案件、容纳哪些公益范畴,这一问题恰恰是行政公益诉讼中最为实质性的问题,它决定着行政公益诉讼的基本社会价值。正因如此,从行政公益诉讼范畴的确定标准、法律形式、类型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十分必要。行政公益诉讼应当包括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环境权益、发展权益诸范畴;这些范畴可通过行政诉讼法列举、公诉机关认定、审判机关判定、共同诉讼诉求、集团诉讼主张等法律形式予以规定和认可。

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目的与标准

作为研究方法的行政诉讼类型化,主要关涉类型化的目的、标准(分析方法)及其选择问题。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目的有二:一是提供"无漏洞"之法律保护,二是增进公民权益保护的实效性。类型化的上述目的应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利于正确诉讼类型的选择。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基本分类标准,主要有诉讼标的的性质、诉讼请求的内容、行政争议的性质以及判决的内容与效力等几种。上述基本分类标准的选择,应符合诉讼体系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基本诉讼类型划分的涵盖性和简约性以及诉讼类型体系的开放性三项基本要求。参酌世界通行的"以权利保障为原则,以客观法秩序维护为例外和补充"的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并考虑中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在未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考虑确立"判决的内容和效力"为行政诉讼类型的基本分类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实践考察与体系展开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没有任何制定法依据,相关规则散见于我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章中,仅概括规定其受案范围为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就现实案例实证分析,现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较为集中体现为行政不作为。为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健康发展,需要通过规则建构和体系解释来明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在受案范围界定的标准选择上,应当兼顾行为标准和利益标准;在受案范围界定的路径选择上,应当结合《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厘清和解释肯定式的概括与列举规定,细化否定式列举以规范排除事项。

论行政公益诉讼证明标准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已确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其证明标准问题尚未厘清。行政公益诉讼证明标准的设定,应综合考虑各项相关因素,通过格次划分技术和情境化处理技术,对各类待证事实分别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对存在行政违法事实的证明、公共利益受损事实的证明、已履行监督职责事实的证明宜分别适用"合理的可能性"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和"确信无疑"标准;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合法这一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争议事实的证明宜适用"清楚和有说服力"标准;对一般程序法请求事实宜适用"合理的可能性"标准。全案定案标准宜适用"清楚和有说服力"标准。

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省思

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中,判断存在违法行政行为是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关键。只有明确违法行政行为的一般审查标准,才可以为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参照。现有的行为审查标准或结果审查标准不能完全契合行政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目的,按照行为标准或结果标准审查违法行政行为可能不当减少行政机关的履职积极性,违反权力分工原则。在审视现有标准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行为时,应修正分段审查模式,确立包括行为标准和实质性合法标准在内的综合性审查标准,确定审查要素,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限于组织体,审查依据应以法律法规为主、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为辅。

法律利益标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

在行政诉讼中存在两种实质性的原告资格标准,即法律利益标准和事实利益标准。我国应当依据现有和未来的国情选择和构建自己的标准。法律利益标准是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恰当选择。

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兼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程序证明标准之应然关系

从立法上看,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确定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不能离开对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特点的分析,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当略高于行政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原则;少数几种情况下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判断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与环境公共利益实现涉及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然而法律对于履行法定职责的判断标准缺乏明确的界定,实践中也较难把握和确定。通过对司法实践中“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判断标准的比较分析,结合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在采取综合性标准的前提下,在结果标准阶层引入辅助性评价机制科学合理判定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以实现环境公益行政诉讼中依法履行职责和切实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二者平衡的目标。

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探析

本文从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入手,针对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探讨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的必然趋势。从司法最终救济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出发,探讨了合理界定行政权和司法权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

针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问题,虽然学界提出了“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三步认定标准”以及“行政机关抗辩事由标准”等五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但这些标准实质上均无法脱离“行为标准”或者“结果标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也主要根据“行为标准”或者“结果标准”作出实务回应。“行为标准”以职权法定原则与规范主义为支撑,其目的在于使行政机关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照程序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结果标准”以客观诉讼理论与功能主义为依托,更突出行政机关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主动性。建议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例外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认定标准,以期促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有效推行。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诉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时间较短,至今没 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高度概括的行政诉讼类型化格局。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行政 诉讼实践,确定科学、合理的行政诉讼分类标准,并使行政诉讼类型化,以实现行政诉讼的功能。

论事实推定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兼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不是民事诉讼所独有,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证据确凿不应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唯一证明标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为行政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运用提供了发展空间,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不明时同样可以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