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关注度视角的基金造星现象研究

文章选取2016—2023年我国的293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实证检验基金经理的网络关注度对其所在基金家族资金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网络关注度的明星基金经理能给其所在的基金家族带来更多资金净流入,即高网络关注度的明星基金经理具有溢出效应;存在人为造星倾向的基金公司具有旗下基金超额回报标准差较大、基金家族规模较大、旗下包含同类排名后5%基金的特征;投资管理能力较弱的基金公司存在人为打造高网络关注度的明星基金经理的倾向。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为基金投资者选择合适的基金、为基金公司打造高质量产品、为监管部门完善相关监管措施提供参考。

基金现金流、明星基金与溢出效应

本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方法对基金现金流和基金业绩、明星基金和溢出效应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无论是从单只基金层面还是从基金系层面,基金(基金系)现金流都与基金(基金系)业绩呈显著负相关。对明星基金本身来说,表现为净现金流出;但明星基金为同属一个基金系的其他成员基金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另外,从基金系角度看,虽然存在溢出效应,明星基金的存在并没有给整个基金系带来显著的现金流入,说明基金系的"造星"策略并不十分有效。

追逐明星家族基金能获得超额收益吗?——来自中国证券基金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5－2012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证券基金市场中投资者追逐明星家族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研究发现，投资者偏好追逐明星家族基金，但单纯地追逐明星家族基金并不能获得超额收益，非明星家族基金的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明星家族基金，因此更具投资价值。旗下基金业绩差距越大，规模越大，前期拥有明星基金的家族制造明星基金的动机越强，未来成为明星家族基金的概率更高，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星，其投资收益率显著低于样本平均水平。投资者应该避免被明星效应误导，选择真正的明星，中短期投资可以选择高离差或大规模的非明星家族基金，而长期投资则可选择小规模家族基金而避免垃圾家族基金。

我国明星慈善文化发展的原因探析

作为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的明星行善是我国新兴的慈善生态,乐于奉献爱心与感恩回报社会是明星慈善的道德基础,厚实的物质财富与强大的社会能力是明星慈善的现实条件,西风东渐与和谐社会则是明星慈善的时代背景。

投资者的选择与基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着重研究基金家族中明星基金对家族内部基金的溢出效应,即明星基金对基金资金流入增长率的影响。对中国证券市场54家基金家族管理的281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的面板分析发现,拥有明星基金能够显著提高基金家族的新基金流入的增长比例,但拥有垃圾基金并不能显著地减少;明星基金比非明星基金能给自身吸引来更多的新资金,明星基金家族的非明星基金与非明星家族的基金相比没能被笼罩在这样的优质光环下。

美国晨星公司基金评级体系及其借鉴价值

美国晨星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基金评级机构,其服务于投资者及注重定量分析的运作理念深受国际经济界推崇。对晨星公司基金评级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着重探讨了晨星基金定量评级体系和方法,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借鉴美国晨星公司基金评级的做法及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基金评级体系提出了若干建议。

克隆明星基金的收益与风险分析

本文在认可公募基金经理具有选股能力的基础上,对绩优的明星基金季报披露的重仓股按业绩筛选出股票,建立组合投资,对2005年二季度至2006年四季度期间的持有收益和风险进行验证。结论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克隆基金是一种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较大收益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手段。同时,本文认为,由此揭示出来的投资基金公开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克隆明星基金投资策略构建及其有效性研究

投资者对简单易行的投资策略梦寐以求。本文在股票价格具有惯性和明星基金具有股票选择能力的现实情况下,设计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克隆明星基金投资策略,并以实际的金融数据对该种投资策略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策略能够产生较好的投资收益,投资者利用该策略进行投资是有效的。

基金家族造星策略有效性与主体识别研究——基于明星基金与晨星基金经验数据的比较

基于2007—2013年国内主动型股票类基金中明星基金与晨星基金相关数据,通过建立检验明星绩效对家族资金流动影响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考察明星绩效概率与家族特征关系的Logit模型,可实证检验基金家族造星策略的有效性和对家族造星主体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家族造星策略所产生的明星绩效对基金家族新资金流入能产生溢出效应,即明星基金和晨星基金不仅会为自身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而且还会为其所在的同一基金家族中其他成员基金带来新资金流入,这说明家族造星策略对扩大家族资金规模和提升基金家族市场竞争力显著有效;基金间绩效标准差高、基金数量多且尚无明星绩效的基金家族更可能会主动追逐家族造星策略;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以晨星基金作为评价体系的现实基金市场中家族造星策略有效性和造星家族主体识别特征表现的尤为显著。

市场竞争、发行权管制与基金风险——中国开放式基金经营策略的经验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和证券管制共同构成基金风险水平设定的重要因素。其中,基金公司如果前期业绩表现不佳,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则更可能通过分散化不同基金的组合风险,提高下期产生"明星"基金的概率,实现"明星"基金对资产管理规模的溢出效应;同时,基金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获批发行新基金的可能性,也会将证券管制部门稳定资本市场的目标设定为自身目标,通过分散旗下基金风险的方式与证券管制部门签订"隐形契约"。上述基金风险设定策略并不显著提升基金投资的整体回报。

基金业绩溢出效应及对开放式基金家族造星行为的影响

本文以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我国所有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为样本,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分别从基金家族层面构建了基金家族特征与家族资金净流入、单个基金特征与单个基金资金净流入之间的关系模型,重点考察了明星(垃圾)基金的存在对家族净资金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基金"对整个基金家族存在溢出效应,而"垃圾基金"则并没有发生反向溢出。基于这种非对称性特点,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研究了溢出效应对基金家族造星行为的影响,并提出造星主体的识别特征,即前期无明星基金、基金间超额收益标准差较高且规模较大的家族,下一期出现明星基金的概率大大提高。

基金家族明星基金品牌策略实证研究——以华夏基金管理公司为例

运用2005-2012年非平衡面板的季度数据,以华夏家族为例,系统研究了基金家族打造明星基金品牌的证据、效果以及对投资者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华夏家族的规模和旗下基金业绩差距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家族内绩优基金业绩持续性强于绩差基金,说明华夏家族很可能通过利益输送等方式打造明星基金。明星基金不但为自身带来了资金净流入,而且提高了整个家族的资产规模,品牌策略十分有效。2007-2010年间华夏家族为投资者创造了超额收益,而2011-2012年间华夏家族业绩不佳,表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对于基金家族的整体业绩至关重要。

基金家族实施造星策略的内在动因与效果

我国基金管理采用的是固定费率制度,这种旱涝保收的收费模式使得基金家族的"造星"成本很低,而基金家族"造星"成功时明星基金的品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进而为该家族带来更多的管理费收入,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差异会导致基金家族过度地实施"造星运动"。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深入研究了我国基金家族实施造星策略的内在动因与效果。研究发现,基金家族的造星策略在短期内无效,但从中长期来看效果显著;家族整体业绩和家族现金流入显著正相关,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管理费收入,基金家族应以提高业绩为宗旨。

我国开放式基金评级信息质量研究

众多的评级机构在为投资者提供评级信息的时候对同一只基金的评级可能并不相同,投资者选择哪种评级成为他们更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投资者关心,监管者也在关注评级的发展。证监会目前已出台相关的基金评级文件以规范当前基金评级市场。本文切中时弊,通过对晨星评级、银河评级以及理珀评级的比较研究发现,晨星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优于理珀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理珀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又优于银河提供的评级信息质量。从基金的业绩对比来看,银河的基金评级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国内的基金评级还需要极大改进。

基金业绩的计算方法、时间长度及投资者选择

通过对比分析采用不同方法、在不同时间长度内计算的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之间关系,研究投资者对基金业绩评价方法和时间长度的选择。研究发现,在以原始收益率以及CAPM、Fama-French模型和Fama-French-Carhart模型计算的各种基金业绩中,原始收益率能够更好地解释基金资金流量的变动。这表明投资者在面对不同方法计算的基金业绩时,总是选择基金原始收益率作为决策的基础。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面对在不同时间长度内计算的原始收益率时,投资者总是选择期限为3个月、1年和3年的原始收益率作为决策的基础。运用上述研究结论重新考察国内基金市场,发现国内基金市场存在“明星效应”,但并不存在“赎回异象”。

基金外部治理视阈下家族“造星”行为约束研究

在基金家族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其造星行为防控已被置于基金监管的重要位置。本文在基金外部治理视阈下对约束基金家族造星行为进行了实践考察与理论分析。研究结论认为,监管层需从基金主体市场化、基金监管制度建设和基金监管者的三项基本维度来提升基金外部治理效能,以改进基金家族造星行为的监管成效。

基于DEA方法的内外资星级酒店效率评价与差异分析——以东部省份14个城市为例

近年来,酒店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整体收益却不尽如人意,内外资星级酒店利润率差距明显。应用DEA方法对2011~2016年我国东部省份14个主要城市的内外资星级酒店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从综合效率来看,虽然内外资酒店存在差异,但两者总体水平均较高,且两者波动趋势一致;从技术效率来看,外资酒店略高于内资酒店,两者差距不明显,且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从规模效率来看,内外资酒店均处于较高水平,但两者差距明显;从效率分类来看,不同效率水平下的内外资酒店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表现不同。据此,对内外资星级酒店综合效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经理人特征与基金业绩关系分析——基于中国股票型基金的一项实证研究

实证检验了微观层面基金经理特征与基金公司经营层面管理策略对基金人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经理个人特征的大多数变量与基金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任期前是否明星基金则与基金业绩之间有着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为理解基金业绩的主要影响因素提供了参考,也有利于投资者对证券基金的选择。

明星基金选股择时能力实证研究

基于Wind资讯对明星基金的综合评级,选取五星级开放式偏股混合型基金为样本,通过构建T-M模型、H-M模型、TM-FF3模型和HM-FF3模型对我国明星基金的选股择时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明星基金收益率受系统性风险影响较为显著,几乎不能逆势获取超额收益;在样本期内,明星基金可以通过较好的选股能力和一定的择时能力获得超额收益,在股市行情趋势明显时期,明星基金选股能力减弱,择时能力显著提高;当明星基金不同时具备正的选股、择时能力时,基金获得超额收益的基础在于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相对水平更高的一方。

他们真的是明星吗？--来自中国证券基金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证券基金市场中的明星现象。运用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发现明星基金家族中的明星基金会产生"溢出效应",即他们不仅会自身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而且还可以让同家族中非明星基金也享受到资金净流入的增加。然而,对于排名靠后的基金,却没有发现显著的资金净流出。因为这种资金净流入与净流出的不对称性,那些投资管理能力弱的基金家族就可能采取明星策略,通过人为制造明星基金而成为明星家族。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使整个家族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自然管理费也可以增加。本文又发现,旗下基金业绩差距越大,规模越大,前期没有明星基金的家族制造明星的动机越强,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星,在未来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投资者应该选择真正的明星。